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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與中國整體安全

 

──兼談青藏高原對“一帶一路”關鍵線路的安全保障作用

文/張文木 來源:太平洋學報 2017 第25卷 第6期(1993年創刊)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內容提要:青藏高原對于中國具有獨特而巨大的地緣政治意義,它辯證地展示了:(1)青藏高原與中國整體安全的關系;(2)以西藏為重心的中國邊地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系;(3)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及中亞伊朗高原國家的關系。不僅如此,青藏高原還對聯結中國與世界的“一帶一路”關鍵線路安全有著無與倫比的保障作用。從青藏高原之巔俯瞰,古今絲綢之路從亞洲由東迤西伸向歐洲。至其中腰,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就像環繞青藏高原南北的兩條彩帶,而屹立其中的青藏高原則像護衛沿兩條絲路來往人民的沖天石堡。1950年1月2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中國因擁有青藏高原而獨有的地緣政治優勢在世界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也因此不用任何領土擴張而用與沿岸國家合作的方式就可以將其經濟政治影響力推進到印度洋,并以此優勢護衛經此路線的“絲路”利益。


  青藏高原<1>在中國地緣政治結構中具有著如何高估也不為過的意義。在這方面,西方學者有較多提及但缺少系統研究的話題,在中國則是一個全新的話題,需要中國學者以中國視角對其加以認真研究,以服務于“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一、青藏高原及其地緣政治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2>據古地理資料,在距今17億年以前,整個亞洲還是汪洋一片。此后,亞洲地殼發生了“中岳運動”:今中國華北和東北、天山一帶零星出現古陸。距今6億年時發生了“震旦運動”,繼而“加里東運動”(距今約4.1億年)和“華力西運動”(距今約2.3億年),整個華北秦嶺、祁連、柴達木、塔里木及整個亞洲北部(含西伯利亞)都成為陸地(勞亞古陸)。約在2億年前,印支陸塊(也有人稱“揚子陸塊”<3>)與中朝陸塊縫合。是時,除青藏地區及南亞次大陸還處在海洋狀態外,亞洲大陸已呈今之地貌。

  然而,對中華先民的生存環境影響最深刻的,是距今8000萬年歐亞大陸發生的“燕山運動”和距今1000萬年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是時,由于印度板塊從赤道以南俯沖過來與歐亞大陸相撞,引起青藏高原及喜馬拉雅山脈迅速隆起。中、晚更新世“陸表三級階梯地形更加顯著。青藏高原繼續迅猛隆起,上升幅度達1000—2500米,隨著地勢升高,氣候逐漸向寒冷、干燥的方向發展。大冰期降臨時,氣候更為嚴寒,喜馬拉雅山脈、岡底斯山脈、喀喇昆侖山脈、唐古拉山脈等,在海拔4000—5000米處已是銀鑲玉砌,冰川廣布了”<4>。這種現象與《淮南子·天文訓》中說的“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5>形勢相吻合。原來的海水從南亞東西兩側逐漸退去。由于印度陸塊抬擠亞洲大陸形成今天中國西高東低、三級──若考慮到被淹沒在東海、黃海之下深度50—200米、面積約110萬平方千米的水下淺海平原<6>,應分四級──落差的地理形勢。

  青藏高原的存在,給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以巨大的影響,也留給中華先民以巨大的地理想象空間。古人不知有青藏高原,只知有昆侖山<7>;或將青藏高原混稱為“昆侖山”。魏源《海國圖志》稱昆侖山為“眾山太祖”<8>,是居歐亞大陸之中的“萬山之祖”和“萬國孔道”:

  儒言昆侖,釋言阿耨達,皆居大地之中。<9>

  知阿耨池,則知河源,知河源,則知昆侖據大地之中,當萬國孔道,且匯巨浸于萬仞峰顛,分注四大海,宇內斷無其匹。<10>

  (昆侖)山居東西正中,雖譯名不同,而宇內高山獨推亞細亞洲,為歐羅巴洲各山所不及,謂非蔥嶺而何?以萬山之祖當萬國之中,謂非昆侖而何?<11>

  夫中華在蔥嶺之東,則山脈自西來,愈西愈高,高至蔥嶺而止。西洋在蔥嶺西,則山脈自東往,愈東愈高,亦高自蔥嶺而始。<12>


  青藏高原是長江的發源地。青藏高原北起昆侖,南抵喜馬拉雅,東自橫斷山脈,西至喀喇昆侖。西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面積100多萬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位于亞洲大陸的西南部,東臨中國四川,西連克什米爾高原,北靠昆侖山—唐古拉山脈,南部橫亙著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馬拉雅山脈。西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在中國西藏自治區境內。中國西藏阿里地區是西藏高原的核心部分,也是喜馬拉雅、岡底斯等山脈相接之地和雅魯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發源地。青藏高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素稱“世界屋脊”。

  “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13>西藏高海拔與不宜于農耕生活的地域特點,使其與中原文明繼而與世界現代文明相對隔絕,新的生活方式在西藏地區推進極為緩慢。這既不利于西藏地區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由此產生的日益擴大的社會分工,同樣也不利于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有效管理。

  青藏高原對于中國更多的還在于它所擁有的獨特而巨大的地緣政治意義,它辯證地展示了:(1)青藏高原與中國整體安全的關系;(2)以西藏為重心的中國邊地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系;(3)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及中亞伊朗高原國家的關系。


  山地之難在于攻,平原之難在于守。形勝之地,當在平原與山地間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山地比例對地區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區域政治,往往起著不同但又非常重要的調節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礙,又是平原自衛的要塞。平原若有恰當比例的山地環繞,則會造成更有利的防御條件和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長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為設置的“險山要塞”。存在于無障礙大平原地帶的國家處四戰之地,攻易守難。這樣的地形有利于國家──比如蒙古帝國──擴張而不利于節制,這使得其中很少有國家能夠通過擴張──過度擴張會透支其國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長期實現對整個地區的單一統治;與此相反,無障礙大平原,如果其物質資源足夠豐富的話,其地緣政治條件有利于多種戰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勢對抗。比如西漢時一個蒙古高原就可容納匈奴、烏孫、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行共存;一個東北大平原可容納夫余、肅慎、挹婁、烏桓、鮮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歐洲平原占歐洲總面積的60%以上,其豐富的資源得以容納多種(比如法、德、俄等)戰略力量長期平行共存和均勢對抗,但這恰恰又增加了歐洲地區政治板塊統一的難度。中國山地占中國土地面積的2/3,這樣的地形有利于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和統一性在同一地區合二為一地存在。1964年3月5日,毛澤東在與金日成談話中提到羅馬尼亞,說:“中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易進來。”<14>

  隨青藏高原的快速崛起,中國平原地帶進入山地的懷抱。如果將與之連體的帕米爾高原即中國古代所說的“蔥嶺”考慮在內,橫亙于中國西部的青藏高原猶如一道拱形垂天石盾,使中國地緣政治結構有了外敵西不能進,東不能攻,而我人民則西可“依山”,東可“傍水”的優勢<15>,中國由此避免了歐洲大平原上那隨時背腹受敵的四戰困境。中華民族總是幸運的:在遠洋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著來自西北鐵騎的南犯;在遠洋技術興起,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從東部海陸侵犯我中國時,我們又有青藏高原的庇護,在這里中華民族聚集起二次反擊的力量,并最終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那么,可以斷定,在未來相當的時期內,青藏高原對中國安全的終極保護作用是不會改變的。

  青藏高原的迅速崛起,也對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國家的地緣政治關系產生了有利于中國的影響。橫亙于南部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喜馬拉雅山脈,使中國西南邊界與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板塊形成極為巨大的海拔落差,在兩千余里的中印邊界上形成一道印度無法越過遑論大規模北上的巨大屏障。如果沒有這道屏障,公元前4世紀從希臘半島東來的亞歷山大(公元前356年—前323年)的遠征就不會在印度河停止,公元7世紀崛起于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大軍遠征的方向可能就不會是當時還很貧窮的歐洲查理曼帝國,而是已十分富饒的東方大唐帝國──事實上它已被高仙芝大軍阻擋在大唐西境之外。

  當年打到印度河邊的亞歷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如果沒有這道天然屏障,那今天中國云南文化中可能就會有希臘文化混跡。

  青藏高原這種北緩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區與中國中原政權發生天然聯系,而不與南面的南亞次大陸國家聯系,遑論沖突。這使西藏天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還使中國在不需要巨大國防投入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獲得了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阿里地區位于中國西南邊陲,東起唐古拉山以西的雜美山,與那曲地區相連;東南與岡底斯山中段的日喀則市仲巴、薩嘎、昂仁縣接壤;北倚昆侖山脈南麓,與新疆喀什、和田地區相鄰;西南連接喜馬拉雅山西段,與克什米爾及印度、尼泊爾毗鄰。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獲得獨立后,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從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證。縱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境。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守不住。正因此,當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都放棄了進入印度的計劃。

  最能夠說明中印之間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規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紀的吐蕃王朝。該王朝歷時200余年,其統治范圍最廣時西起蔥嶺(今帕米爾高原)與大食(即興起于西南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接壤,東至現今甘肅省隴山、四川盆地西緣,北起天山山脈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與印度次大陸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海拔8000多米)與天竺(今南亞次大陸)接壤。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區并迅速向北擴張的吐蕃王朝,曾強大到幾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談婚論嫁”,即使如此,吐蕃王朝的邊疆也“不從這個根據地向南方的印度發展”,而是“越過他們領土中最荒涼、最困難的漫漫地區,向中國西部及中亞發展”<16>,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沒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與中國西域相反,此間中印之間留下更多的并不是沖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國取經的和平佳話。對此,拉鐵摩爾解釋得比較有力,他說“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17>;麥金德對西藏的地緣政治優勢看得清楚,他說:

  印度、蠻子<18>(或中國南部)一度受到舉世無雙的西藏屏障的保護;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極地冰塊以外,在世界上或許是無與倫比的。<19>

  如果說西藏與印度之間有著一道無法逾越的“長城”<20>,那么,西藏的穩定則與整個西域從而與整個中國的全局穩定──通過北面的南疆和東面的川康地區──有著重大的聯動關系。

  二、西藏問題是中國安全的全局問題

  青藏高原是中國大地上隆起最快也是最高的高原。它不僅對中國自然氣候產生巨大影響,同樣也對中國政治氣候產生著巨大的影響。盡管中國西藏南線邊境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變遷中幾乎保持著恒靜狀態,但青藏高原發生的所有重大事變卻都牽動著中國整個西域繼而中國全局的穩定。

  首先,北緩南陡及海拔自西向東緩慢下落的地形將西藏北與蒙古、新疆、青海三地,東與滇、黔、川三地連為一體,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動蕩都會與西藏牽一發而動全身。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準噶爾部入侵西藏,清朝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五十九年(1720年)兩次發兵進藏。康熙從整個西域政治穩定的視角來總結這兩次軍事行動的意義:

  前遣大兵進藏,議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稱藏地遙遠,路途險惡,且有瘴氣,不能遽至,宜固邊疆。朕以準噶爾人等,現今占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帶邊境居住,若將吐蕃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特人眾侵犯青海,彼時既難以應援,亦且不能取藏。<21>

  康熙認為,西藏亂局將會聯動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區,此邊地連為一體,其對全國的穩定將產生絕大的威脅。康熙認識到這一點絕非偶然,因為清兵入主中原之前就采用“取北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22>的策略,曾與藏、蒙等地方勢力聯手串通、結盟,以至軟硬兼施,最后成了反明勢力的盟主。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1644年攝政王多爾袞率領清軍入關,同年順治帝遷都北京。從此,清朝取代明朝成為全國統治者。“清前期與西藏同為地方政權,清朝派人去西藏,宣揚它信奉佛教和對西藏佛教的特殊崇敬,顯然是為了維護它剛剛建立起來的封建統治,聯絡蒙藏,壯大力量。”<23>1639年(清崇德四年)清入關建立全國統治前夕,清太宗皇太極派人專程去西藏,致書西藏受“白教”迫害的“黃教”僧俗領袖土伯汗和五世達賴羅桑嘉措,表示愿支持黃教。1641年(崇德六年),五世達賴和四世班禪羅桑曲結聯合密招厄魯特部顧實汗率兵入藏,推翻噶瑪政權,建立了和碩特蒙古和西藏黃教聯合統治的噶丹頗章政權<24>。1642年(清崇德七年),西藏地方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綽爾濟為首的友好團也到達盛京,其中就有黃教僧侶集團的領袖人物和碩特部顧實汗(亦譯固始汗)<25>。滿清入關前扶持黃教在西藏建立統治政權為清王朝入關后穩定西藏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以至乾隆皇帝將皇太極指定專用國號“滿洲”<26>的定義也與西藏佛教相聯系:

  曼珠帝出震東方。國號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于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蓋曼珠音近滿珠也。<27>

  1645年(清順治二年)即滿清入主北京的第二年,西藏實權人物顧實汗便派出他的第六個兒子多爾濟達賴巴圖爾臺吉到北京,表達了和碩特蒙古對順治帝的歸順意愿,此后,顧實汗和五世達賴幾乎每年譴使北京,貢使不絕。“蒙藏僧俗貴族互相支持,互相依賴,使和碩特汗王在西藏的統治持續數十年之久。”<28>此外,清入關前,漠南蒙古已歸附清朝,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蒙古各部也與清朝維系著極密切關系。后金天聰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太宗征察哈爾剛回來,就在其父努爾哈赤的靈前祭告說:

  臣自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之重,凡八年于茲矣。幸蒙天地鑒臣與管八旗子孫等,一德同心,眷顧默佑,復仗皇考積累之業,威靈所至,臣于諸國,懾之以兵,懷之以德,四境敵國,歸附甚眾。謹述數年來行師奏凱之事,奉慰神靈。乃者,朝鮮素未輸誠,今已稱弟納貢。喀爾喀五部舉國來歸。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祿諸部落無不臣服。察哈爾兄弟,其先歸者半,后察哈爾攜其余眾,避我西奔,未至湯古忒部落,殂于西喇衛古爾部落打草灘地,其執政大臣率所屬盡來歸附。今為敵者,惟有明國耳。<29>

  但是,清王朝與邊地地方政權的這些關系在入關前后是有本質區別的。入關前,它們更多地是為了乘明朝衰落之際蠶食明朝疆土、擴大各自地盤的政治需要。清入主中原并成為全國的統治者后,滿清的地方利益便與中國整體利益融為一體,清朝統治者開始從中國全局而不是像以前僅從滿清的角度來認識和處理與邊地的矛盾并與昔日的邊地盟友拉開距離,以至對于影響國家統一的邊地勢力不惜兵戈相向。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治藏實踐最有成效、治藏經驗最成熟的不是漢人政權而是元、清兩屆崛起于北方邊地的蒙、滿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權。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國西域動蕩最激烈的時期,而這全局性大動蕩多有西藏反清勢力插手。

  清康熙十年(1671年),準噶爾部首領僧格在內訌中被殺,消息很快傳到西藏,噶爾丹在西藏僧俗上層全力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準噶爾,奪取準噶爾最高權力。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決定。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蕃隨之作亂,為時八年,禍亂整個江南。噶爾丹利用康熙西南平叛、無暇西顧之機,大肆擴張,準噶爾確立了在天山南北廣大地區的有效統治。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噶爾丹領兵3萬,迫使吐魯番、哈密臣服,準噶爾勢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肅張掖)一帶,同年,達賴喇嘛五世應噶爾丹之求,擅授“博碩克圖汗”號<30>。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年),中國軍隊為收復領土雅克薩,對入侵的俄軍進行了兩次圍殲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沙皇俄國為了從西面牽制康熙,慫恿和支持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繼而進軍內蒙古烏珠穆沁地區(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西烏珠穆沁旗),威逼北京。康熙又三次率軍親征,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今內蒙古克什克騰南)中將準噶爾部擊潰,噶爾丹敗退至科布多(今內蒙古吉爾格朗圖)。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昭莫多之戰”(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中,噶爾丹的主力軍被清軍徹底擊潰,部眾紛紛叛離。次年噶爾丹病逝。

  清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布倫阿爾布巴串通準噶爾部<31>陰謀叛亂。與康熙一樣,雍正也是從西域全局的角度考慮發兵平叛問題,十一月十一日,他在鄂爾泰奏折上朱批:

  西藏、諄噶兒<32>之事,比不得安南<33>、鄂洛素<34>海外諸國。四十八旗、西海、喀爾喀等蒙古人心系焉。諄噶兒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二。此二處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35>

  雍正將出兵西藏問題放在整個西部即“四十八旗、西海、喀爾喀等蒙古人心”穩定的全局中考慮。清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雍正諭旨內閣:“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教亦不輕棄。”<36>這意思是說:蒙古人不安靜,可以用喇嘛教撫綏,而要利用喇嘛教,就不得不注意西藏問題。注重喇嘛教,首先要籠絡教王達賴。史學家馮爾康認為“雍正在處理西藏問題時,兼顧準噶爾問題,是正確的。”<37>

  “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38>在當時,發生在新疆的準噶爾問題既是新疆、蒙古問題,也是西藏問題。為此,自唐始,中央對新疆的控制重點一直放在南疆地區:控制南疆既抓住了新疆穩定的關鍵,又截斷了疆藏分離勢力間的互動聯通<39>。同樣的道理,抓住西藏,也就抓住了中國整個西域的重心。

  在西藏問題上,我們不僅要知己,更要知彼。我們說西藏問題是中國安全的全局問題,這不僅是中國視角,同樣也是西方反華戰略的視角。

  二戰結束后,美國將西藏地區與所謂“共產主義擴張”聯系起來,開始注意西藏問題。一部分美國駐印大使館官員就提醒美國政府注意西藏對于“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戰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國國共戰場上的三大戰役<40>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國民黨政權面臨土崩瓦解。美國駐新德里大使就提出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根據亞洲正在變動的情況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政策”,其理由為:

  1.如果共產黨控制了中國本部,西藏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為數不多的非共產主義堡壘之一。外蒙古已經獨立。共產主義在緬甸的影響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內蒙古滲透。西藏因此將具有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雙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擁有抵御共產黨滲透的能力──而駐新德里的使館認為西藏似乎確有些能力,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繼續當作已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對穩定。人民天性保守,篤信宗教,他們具有反對與佛教信條相沖突的共產主義的傾向。達賴喇嘛的權威遠遠超出了西藏之外,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尼泊爾、錫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號召力。

  4.中國政府現在無法斷言享有對西藏事實上的有效管轄權──并且目前看來,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張這種權威。

  5.西藏日益顯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貿及其他聯系的興趣。務必使他們同外部世界建立關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東方,這符合我們的利益。<41>

  1949年4月12日,美國駐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電國務卿艾奇遜:“共產黨對西藏控制的擴展反過來會影響美國對抗全球共產主義的全面立場。首先,共產黨控制的西藏會對南亞尤其印度等非共產主義地區構成嚴重威脅。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條約安排,西藏人獲準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進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產黨政府,這個地區將為共產黨代理人滲透印度提供一個意義重大的基地。”<42>亨德森“實質上提議,假使共產黨成功控制了整個中國,或者出現了具有同等重大影響的發展,我們實際上應當準備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對待”<43>。7月2日,美駐印大使亨德森再致電提醒艾奇遜,“由于當前中國和南亞的新發展,我們再次冒昧建議重新考慮我們對西藏的政策”,建議“(1)我們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團不遲于9月1日到達拉薩;(2)這樣的代表團應由重要而且外交經驗豐富的美國人率領,隨員應當外事經驗豐富;如果代表團與西藏政府的關系發展順利,代表團中少數人可以無限期留在拉薩。”<44>亨德森還向國務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議的理由:

  (1)共產主義在中國本部勝利以后,西藏的發展對于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部分地區意義重大;因此,在拉薩派駐我們的觀察員似乎是有利的;(2)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繼續無視在亞洲將來事務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和人民;(3)適當的觀察員能夠成功在西藏人中創造友好氣氛,這種氣氛在一定的時候也許非常有用;(4)現在正是我們努力維持與西藏的非正式關系的時候,因為通過已經不起作用的中國國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顯然是無意義的嘗試,而且我們與其他政府沒有關系。如果我們與有效控制中國本土的政府建立了關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將非常困難。<45>

  在這里亨德森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在國民黨政府對西藏失控而共產黨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際,迅速插手西藏并為將西藏從中國主權中分離出去做好準備。他提醒國務院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的區別,認為“一般來說,與‘主權’相比,‘宗主權’暗指中國的管轄權較少,西藏自治權較大”<46>。1949年7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47>7月28日,艾奇遜回復亨德森的第503號電文肯定了駐印度使館的建議“做出的貢獻”,稱國務院目前正在考慮“暗地派出代表團的可能性,國務院會重視你們的討論”<48>。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實質上壟斷了西藏的對外關系”<49>,美國如派代表團赴藏,“情況將變得復雜”而作罷。盡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在第889號電文中敦促美駐印度使館“借機利用共產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對中國事態的發展持半超然的態度是不現實的”<50>。

  鑒于美國、英國等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及西藏的政治形勢,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地位。11月23日,毛澤東在出訪莫斯科前夕<51>迅速致電并責成彭德懷等“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澤東在電文中斷定“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52>西藏當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別向美國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等,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4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10月以前占領全藏”<53>。

  1950年3月1日,美國經過短暫的猶豫后,開始試探向印度提出“美國和/或英國與印度合作滿足西藏的要求”,并致電美駐印使館要求向印度表達“國務院希望印度能滿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圍內,繼續承擔援助西藏的基本責任”。<54>3月8日,亨德森致電艾奇遜披露,英國不斷鼓勵印度政府對西藏叛亂分子擴大軍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滿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實質上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項目”。<55>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旋即出兵朝鮮。7月22日,艾奇遜明確電告美駐印度使館:“國務院現在便于向西藏保證美國將提供援助。”要求使館通知西藏叛亂分子:“美國準備幫助西藏獲得援助和資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國愿意幫助西藏”。<56>9月9日,西藏叛亂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見”美國駐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經采取了堅定的立場,使用武力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入侵”,并對“美國主動提出提供軍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達了“西藏想要的是獨立”的迫切愿望。<57>在得知印度和英國政府對西藏“獨立”持消極態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問題上洗手不干了’”<58>的報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遜致電美駐印使館“希望印度政府盡快知道,美國希望能對西藏局勢有所幫助”,指示亨德森“拜會尼赫魯,根據自己的判斷告訴他,美國和印度一樣關注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的報道”;“美國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國相信中國征服西藏與絕大多數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59>10月31日,亨德森會見印度外長巴杰帕依得知印度不準備撤回在拉薩的印度代表團,尼赫魯“給在印藏邊界西藏一邊向西藏軍官提供軍事訓練的印度官員”指示,讓他們“繼續他們的工作”;同時也告訴亨德森:“目前美國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動,美國的行動會給共產黨中國提供機會重新指責大國對西藏不懷好意,讓印度領導人感到美國正不遺余力地利用北京對西藏的進攻在共產黨中國和印度之間制造分裂。”巴杰帕依告訴亨德森:“即使中國和印度之間有分裂,也顯然來自于事件的推動,不是來自于外部大國的幫助。”<60>11月3日,亨德森拜見尼赫魯“希望能做一些我們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魯再次明確告訴他:“美國現在什么都不做,少說一些話是最有幫助的事情。”<61>

  1950年10月24日,就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的前一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昌都的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消滅藏軍、爭取起義人員5700余人,約占藏軍總數2/3,一舉解放了藏東政治、經濟中心昌都及其周圍廣大地區,打開了進軍西藏的門戶,并擴大了人民解放軍在藏區的政治影響。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4日,毛澤東主席在懷仁堂接見西藏和談代表,并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和平進軍,先后進駐拉薩及日喀則、江孜等邊防重鎮,實現了中國大陸最后一個省區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國配合東亞朝鮮戰場從中國西部地區牽制中國國家力量的企圖。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近代以來,中國東部發生的事件總是與中國西部尤其是西藏相連動;西方插手西藏事務總是與其在中國東面的戰略意圖緊密相連。其目的無非是“聲西擊東”,從西藏牽制,造成中國政府東西不顧的形勢。

  ──1911年10月10日,中國內地爆發辛亥革命,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國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獨立”<62>,1912年西藏當地分裂勢力開始全面武力驅逐漢兵并向川西的巴塘進犯<63>。1913年10月至次年7月,英國在印度的西姆拉(今喜馬偕爾邦境內)召開非法會議,陰謀分裂中國西藏。

  ──1950年初,美國支持西藏上層發動叛亂,6月美國就出兵朝鮮半島。

  ──1959年,西藏出現為時將近一年才被平息的大規模暴亂;同年美國在老撾策動軍事政變,開始大規模介入中南半島事務,1961年美國在越南策動“特種戰爭”,卷入越南內戰。

  ──1989年初,西藏出現騷亂,接著北京便于春夏之交出現大規模動亂。

  ──2008年,西方少數國家試圖借奧運會之際在中國北京“發難”,于是在此之前3~4月間西藏便發生了騷亂,接著又是在西方對中國奧運圣火的一路“圍堵”,盡管他們的企圖沒有得逞,但其從西藏入手“聲西擊東”的招數仍蛛絲可尋。

  三、治藏必先安康

  歷史上內地與西藏聯系的路線很多,而兩地間最穩定即受干擾最小的聯系樞紐是介于西藏和內地之間的川西即傳統上的“西康”地區,它位于青藏高原東面的邊緣地帶,是內地入藏的交通孔道和與中原政治互動的關鍵地區。也就是說,一旦西北不穩,那么從川滇地區進入西藏的最關鍵通道都集中在西康地區:

  唐朝時期唐朝與吐蕃之間交往的官方大道“唐蕃古道”,以及與之近似、至今依然發揮重要作用的青藏道;元明時期因為內地與西藏茶馬貿擴大而不斷繁榮的川藏道;西藏與西南各個民族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古道──滇藏道都是經過康區,并在這里形成交會點。西藏的昌都,四川的甘孜、康定、德格,以及青海的玉樹等,都成為康區控制扼內地與西藏聯系的重鎮。歷史上,內地中央王朝對西藏用兵,首先要經過這些地區,往來貿易的貨物和人員也必須經過這里,康區很自然地成為關乎西藏地方安定,以及西藏與祖國內地關系的重要地區。<64>

  西康所轄地主要為現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安市、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藏東部昌都市等,基本上相當于藏文化中的康區,多數地區是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聚居地,是內地進入西藏的要道,有重要的軍事和戰略意義。但與其他地區的通道相比,西康山地南北縱向集中排布的地形對內地中央力量投送到西藏造成絕大的障礙:高高隆起的青藏高原與大陸板塊擠壓造成的一排排北南縱向分布的斷裂地帶,猶如一道道天然長城在庇護著地方割據勢力的同時,也迎面阻隔自東而西的中央政府的入藏力量。由此中國歷史上便有了“治藏必先安康”<65>的經驗總結;同樣也是出于歷史上特別是元、明、清以來中央王朝統一國家的經驗,放棄川康,對內地中原而言,則意味著放棄了西藏;而西藏失控,則中國西部的動亂勢力將聯為一起,接踵而至的就是全國動亂。

  西藏與西域諸地關聯密切,因此,西藏問題就是全局問題,而對中央政權來說,西藏問題首先表現為康藏問題。

  “藏地關系最要者,尤在臺站,此乃往來樞紐所在。”<66>這是乾隆幾乎耗盡四川物力<67>遠征剿小金川叛亂后得出的深切經驗。昌都是西康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它是四川進入西藏的關鍵通道。雍正繼位時,四川巡撫蔡珽“奏請安定八旗人心,以為從西藏撤兵是必要的方法”<68>,雍正在登基當年(1723年)采納蔡珽的建議把駐藏部隊撤回內地──雍正后來對此很后悔<69>,即使如此,他也只將清軍撤至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昌都)一線,這一慎重安排保證了五年后清政府順利平息西藏噶布倫阿爾布的叛亂。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入藏。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當局派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和平解放事宜,當時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攝政大扎·阿旺松饒等人,在某些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在西藏東部昌都一線調集藏軍主力,布兵設防,企圖以武力對抗;同樣也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于10月解放昌都后,西藏當局才參與西藏和平解放進程。

  其次,西康地區還對中國西南邊境穩定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由于西康西南區域集中了緬甸、印度北入中國藏南的重要通道,歷來是域外一些國家的覬覦之地。而且,清末西南邊境的中印沖突及1962年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的東段反擊戰場(比如比克節朗、昌都、林芝、山南等戰場)多集中于西康地區。

  清朝末期與民國初期,英人從印度覬覦且北侵西藏,藏邊告急,西藏問題從而西康設省問題日益引起關注。

  1874年,英國派軍官柏郎率領近200人的武裝“遠征隊”從緬甸出發,到我國云南探測通往內地的路線。駐北京的英國使館派翻譯馬嘉理前往接應。1875年2月21日,武裝探路隊在騰沖蠻允山寨與景頗族群眾發生沖突,馬嘉理開槍打死多名群眾,憤怒的山民將馬嘉理及其隨員擊斃,將探路隊逐回緬甸。1884年,英國派一支約300人的武裝隊伍闖入西藏,在干壩地方被藏民阻擋。1886年,英國又派大批隊伍集結在西藏亞東以南邊境,進行武裝挑釁。1888年3月20日,英軍向駐守隆吐山的藏軍發動進攻,擊敗藏軍,英軍越過則里拉山口,深入亞東仁青崗、春丕等地。1903年10月,英國向隆吐山以北調集3000兵力北進,12月12日偷越則里拉山口,不久占領帕里。1904年1月4日,英軍占領堆納。4月11日,進逼山南通往拉薩的門戶江孜。8月3日,英軍占領拉薩。9月7日,英國在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拉薩條約》后退出西藏。《拉薩條約》實際上將西藏納入英國獨占的勢力范圍。

  這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意識到在川藏之間“若無一定行政總機關,措置失宜,又釀后患,川督距遠,不能遙度情形,遇有變故,徒事鋪張,糜費帑款”<70>,屆時,“藏方愈以中國為不足恃,遂萌攜貳之心”<71>。為此,清末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等提議并最終在民國時正式在川、滇、黔部分交界地區設西康省。“康”為“藏區三部”之一,位于西部,故省名為西康<72>。西康省東界四川,南界云南、印度,西界西藏,北界青海。接替趙爾豐的清朝代理邊務大臣傅嵩炑在《奏請建設西康省折》中分析說:

  奏為統籌邊地大局,擬請建設行省恭折具陳仰析。圣鑒事竊查邊地界于川藏之間,乃川省前行,為西康后勁,南接云南,北連青海,地處高原,對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勢,非特與川滇輔車相依而已。<73>

  “統籌邊地大局”,不僅只包括中國西部邊地,還應包括中國東部沿海“邊地”,也就是說,中國安全是整體安全,而歷史表明,西藏動則疆蒙動,疆蒙動則東北動,東北動,則中原亂矣。

  明后期,中國西南方向的安全壓力日益緊密地與東部壓力相聯動。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大的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立的一系列管理機構的命名看出,如“車里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嘯聚之地,緬甸之于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英俄境外勢力也利用中央政權對西南控制力的減弱而趁火打劫。1902年,英日簽訂《英日同盟條約》,1903年10月英印軍隊便向藏邊發起攻擊并于年底進占拉薩。1907年8月31日,英俄簽訂協約,調整了各自在中亞的勢力范圍,協約把伊朗分為三部分,北部屬俄國勢力范圍,東南部屬英國勢力范圍,中部劃為“緩沖區”;俄國承認阿富汗為英國的附屬國,規定雙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這個協定表明俄國退出與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爭奪。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國的支持下與“藏獨”勢力遙相呼應,宣布外蒙古“獨立”<74>,1912年西藏當地分裂勢力開始全面武力驅逐漢兵并向川西的巴塘進犯<75>。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國又在印度的西姆拉(今喜馬偕爾邦境內)召開非法會議。麥克馬洪為會議準備了一份備有附圖的條約草案,將中印邊界東段邊界線非法向北推移約96公里。該線西起不丹邊境,向東延伸,在中印東段邊境地區,把歷來屬于中國、面積達9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劃歸英屬印度。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會議上英國儼然將西藏納入英印控制區域,麥克馬洪“提議”將中國西藏地區劃分為內藏和外藏,界限起于昆侖山,穿越阿爾金山、柴達木盆地和現在的四川甘孜地區,止于云南迪慶地區的弟弟拉。西康地區完全被劃入英方認為的“藏界”。如果從內地視角得出的“治藏必先安康”的結論在此作一轉換,那這從西南境內外反華分裂勢力眼中,也會得出“得藏者必得西康”的結論。1911年,戴季陶急呼:“夫在東北則有日、俄,西南則有英、法,政府既鞭長莫及,川、滇又復不能自治,為國防計,則川、滇邊務之機關急宜設置,蓋有不能已者也。”<76>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西康設省已刻不容緩。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議決西康準予建省。在中國東部被日本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緬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這些舉措得到有力執行,西康省的設置功不可沒,而以西藏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在中國境內的存在則為中華民族一次次戰勝外敵入侵提供了堅不可摧的后方支撐。從這個視角觀察,青藏高原確是關乎中華國運生生不息的龍脈藏地<77>。

  鑒于這些歷史的經驗,中國政府一直重視西南方向的交通建設。1959年中蘇交惡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為了消除大三線建設的外圍干擾,1962年,毛澤東指示在西南中印邊境發起自衛反擊戰,有力遏止了印方對我方的邊界蠶食。1969年3月,中國在東北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珍寶島針對蘇聯侵入發起反擊,隨后毛澤東迅速將目光移至中國大西南,12月18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西藏阿里地區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區地處我國西南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78>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這是自史迪威公路之后規模更大的跨國交通,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入中亞的出口。2015年西藏自治區通過加快建設南亞大通道,對接“一帶一路”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推動環喜馬拉雅經濟合作帶建設,構建對內對外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可以想象,這一格局的建成將使阿里-藏南兩地交通更為便捷,聯系更為緊密,其政治、經濟乃至國防的意義是巨大和深遠的。

  需要說明的是,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決議撤銷西康省,原西康省所屬金沙江以東并入四川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區并入西藏。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央忽視康區的戰略作用,而是由于此時盤踞在印度的英國殖民者已退出印度,南亞次大陸已出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家,更重要的是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渡過金沙江,解放了昌都。昌都解放意味著中央政府東進西藏的大門已被控制。是后,西藏和平解放進程順利展開。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到北京談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此時中央撤銷西康省設置更有利于西藏與內地的更為密切的聯系。同樣的道理,如果今后西南方向再出現清末那樣的安全壓力,在川西“為統籌邊地大局,擬請建設行省”的思路必將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四、青藏高原與“一帶一路”關鍵線路的安全保障

  天時不如地利。青藏高原對中國安全的影響不僅是整體性的而且還是輻射性的,它使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中擁有無與倫比的優勢,而且對聯結中國與世界的“一帶一路”關鍵線路安全有著無與倫比的保障作用。

  從青藏高原之巔俯瞰,古今絲綢之路從亞洲由東迤西伸向歐洲。至其中腰,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就像環繞青藏高原南北的兩條彩帶,而屹立其中的青藏高原則像護衛沿兩條絲路來往人民的沖天石堡。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其關鍵地段由東向西逶迤于青藏高原之南。陸上絲綢之路起自中國古都洛陽,西漢起自古都長安,經涼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這條路被認為是連接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其核心地段由東向西逶迤于青藏高原之北。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由此,延綿數千年的古代海上和陸上這兩條絲綢之路在21世紀再次煥發青春。2015年,中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同比增長18.2%。2015年,我國承接“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服務外包合同金額178.3億美元,執行金額121.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了42.6%和23.45%<79>。

  中國經濟隨“一帶一路”向海外拓展,勢必帶動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隨經濟利益向海外同步延伸。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比較,青藏高原為中國維護其海外利益提供了天然的有利位勢。麥金德看到青藏高原的這個特點,他動情地說:

  西藏及其附屬的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興都庫什山、天山──總稱之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積上,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大;其大是舉世無匹的。將來撒哈拉會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東橫西渡,而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繞道兩側而行,把進入中國和印度的通道遠遠隔離;這兩國的西北邊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80>



  
  “一帶一路”安全利益在中國西南方向有比較密集的交匯,它可分為陸上和海上利益。

  陸地利益分別位于中國西藏南界東西兩端。東面是藏南地區<81>,西面是阿里地區。這里是外來勢力從印度次大陸東北方向和西北方向侵入中國的咽喉要道。在阿里以西,更有西方歐洲勢力沿伊朗高原東進中國的要道──當然這幾條通道也是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國家及中亞繼而西方地中海國家聯系的咽喉要道。因此,在東南方向堅守藏南地區的主權地位,也就保障了這一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根據20世紀初中國治藏經驗,失去藏南地區(主要是山南、林芝地區),隨之面臨的就是整個藏康<82>地區的動亂。同樣,在西線,我們要牢記毛澤東“阿里地區地處我國西南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83>的指示,鞏固了阿里地區,也就保障了陸上絲綢之路南線即從帕米爾高原沿伊朗高原進入歐洲以及順印度河南下進入南亞次大陸和阿拉伯海的樞紐地帶的安全穩定。

  如果再進一步放眼南望,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和“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穩步推進,中國在印度洋方向的利益日益突出。

  我們知道,地緣政治和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當代地緣政治的最基本特點。與大西洋國家不同,中國青藏高原東面的太平洋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青藏高原南面的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最豐富,因而是工業大國的必入之地,現在也是中國政府倡導的海上絲路的必經之地。但中國不同于遠離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這兩大洋中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國天然具有了優于英美的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地理優勢。中國依靠全球戰略制高點青藏高原,盡占兩洋地利。這種地緣優勢又使中國得以避免英美國家為獲取世界優質市場和優質資源/能源不得不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勞師襲遠的困境。

  麥金德說:“心臟地帶(即帕米爾高原──筆者注)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84>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等,強調:“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85>中國因擁有青藏高原而獨有的地緣政治優勢在世界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也因此擁有不用任何領土擴張而用與沿岸國家合作的方式將其經濟政治影響力推進到印度洋,并以此優勢護衛經此路線的“絲路”利益。論述及此,筆者建議,未來中國經營在西南方向戰略重點應從中印爭議地段更多地投向印度洋,而喜馬拉雅山那無法更改的使中國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將使中國比美國、英國等海權國家更容易做到這一點。

  五、青藏高原含蘊著的戰略哲學

  隨著時代的推進,中國人對青藏高原賦予的意義已超出其地理范疇。比如《舊唐書·南蠻列傳·驃》中就有“小昆侖部”“大昆侖王國”<86>,其“故地在今緬甸南部薩爾溫江口附近”<87>;《宋史·外國列傳·阇婆國》條中將昆侖的概念延伸至南海,有“阇婆國在南海中。其國東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侖國”<88>的記載。阇婆國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亞馬魯古群島。”<89>這說明,中國古代的“昆侖”概念不僅含蓋了整個青藏高原,而且還衍伸為一種面向海洋開放和包容的文化概念。

  毛澤東同志更是賦予“昆侖”以中國崛起及其世界定位的哲學內容。1935年10月,面對蔣介石的圍追堵截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犯,初至陜北的毛澤東作《念奴嬌·昆侖》: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90>

  毛澤東在這首詞的上半闋中預見到新中國即將崛起及其對舊世界將產生的共工“怒觸不周山”似的沖擊<91>;在下半闋,毛澤東為崛起后的中國參與世界治理提出了以“環球同此涼熱”為宗旨的反霸和不稱霸相統一的中國方案。1957年1月,這首詞公開發表時,毛澤東為詞的上半闋批注說:“前人所謂‘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說的是飛雪,這里借用一句說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遠望群山飛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說,當年孫行者過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煽滅了火,所以變白了。”<92>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詞的下半闋批注:“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93>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94>。青藏高原留給我們的戰略哲學是什么呢?就是守本、守成,自重而不擴張。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澤東兩次<95>手錄清朝人嚴成遂《三垂岡》<96>一詩,其中深意,當為今人認真領會。詩曰: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97>

  “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強弱與大小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帝國主義無限擴張的結果是被自己不斷擴大的目標所打倒。在扛不起的世界擴張目標下,強大的帝國是弱小的──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98>,“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在有限成守的目標下,只要堅持守本守成,自重而不擴張的政策,中國是可以看到作為美帝國──而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完全失敗那一天并和世界人民共同進入“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美好前景。


  【注釋】

  <1> 說明:青藏高原與帕米爾高原即中國古代所稱的“蔥嶺”,在地理學上屬于在亞洲連體并立的兩大高原,但在地緣政治中二者對中國具有同樣且不可分割的功能,因而在本文中筆者所用“青藏高原”概念是將與之連體的帕米爾高原考慮在內的。后不贅述。
  <2> 沙少海、徐子宏譯注:《老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
  <3> 胡煥庸、陳業裕編著:《世界海陸演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4>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武漢地質學院編制:《中國古地理圖集·說明書》,地圖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5> 張雙棣撰:《淮南子校釋》(全二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頁。
  <6> 參閱劉明光主編:《中國自然地理圖集•海底地貌》,中國地圖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頁。
  <7> “昔之有天下者,疆域褊狹,多不能有昆侖;能有昆侖,能知昆侖為河源者,皆自我大清高宗純皇帝始。”<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860頁。
  <8> <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856頁。
  <9> <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853頁。
  <10> <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858頁。
  <11> <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859頁。
  <12> <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859頁。
  <13> 馬克思:《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頁。
  <15> 風水觀應起源于古人類的安全觀。古人猿從山林進入平原開闊地帶,不習慣平地生活的古人猿面臨的危險及不安全感隨之提升。在實踐中他們發現離山地不太遠的平原有利于迅速回到山林,這樣的地形有利于逃避危險,若平原前面再有可以阻止野獸偷襲的護圍河,猿人們的定居生活前后就有了雙保險。這樣便產生了依山傍水的風水觀。
  <16>[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頁。
  <17>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頁。
  <18> 蠻子,系對中國南宋王朝的蔑稱。
  <19>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1頁。
  <20> “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頁。
  <21> 《清實錄·圣祖仁皇帝實錄》(第6冊),第289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16—817頁。
  <22> “太宗諭曰:取北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朕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即克山海關。明國精兵已盡,我兵四圍縱略,彼國日衰。”阿桂等撰:《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一),清光緒十三年廣百宋齋鉛印本,文海出版社印行,第709頁。
  <23> 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頁。
  <24> 參閱唐文基、羅慶泗著:《乾隆傳》,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頁。
  <25> 顧實汗(亦譯固始汗,1582—1656年),明末清初厄魯特蒙古所屬的和碩特部首領。尊信黃教,曾捐資翻譯佛教經典多部。明崇禎三年(1630年)遣使去烏法與俄國地方當局接觸。明崇禎七年(1634年)與俄國沖突。明崇禎八年(1635年)與準噶爾部領袖巴圖爾琿臺吉經青海,于明崇禎九年(1636年)抵拉薩,受達賴五世、班禪四世贈予的“丹增卻杰”(執敬法王)稱號。當年秋,顧實汗率和碩特部兵馬在準噶爾部援助下,南進青海,目的在于進而占據西藏地區。明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殺原據青海與黃教為敵的喀爾喀部卻圖汗,并其部眾四萬人,遂據青海。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滅康區白利土司頓月多吉。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進藏,滅與黃教為敵的藏巴汗,掌握西藏地方政權,大力扶植黃教。后金天聰九年(1635年),遣使赴盛京(今遼寧沈陽)向清朝納貢通好。滅卻圖汗后,又與達賴五世、班禪四世計議遣使與清通好,使者于清崇德七年(1642年)抵盛京,備受款待。清順治二年(1645年)尊班禪四世為師并贈“班禪博克多”稱號。十年受清封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1656(清順治十三年),顧實汗病逝拉薩,時年74歲。
  <26> 后金天聰九年(1635年)十月,清太宗皇太極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第2冊),第2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30—331頁。
  <27> 阿桂等撰:《皇清開國方略》(卷三十一),清光緒十三年廣百宋齋鉛印本,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3頁。
  <28> 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頁。
  <29>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第2冊),第20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72頁。
  <30>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達賴喇嘛私授噶爾丹“博碩克圖汗”號之后,噶爾丹遣使攜貢物來京,康熙稱之為“擅稱汗號者”。《清實錄·圣祖仁皇帝實錄》(第4冊),第84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69頁。
  <31> 元朝滅亡后,衛拉特聯盟曾是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最后一股強大勢力。16世紀以后,衛拉特部落聯盟活動重心移到大西北(今新疆地區)。其中實力最強的準噶爾部,將其他部落統一了起來,建立強大政權。1678年,噶爾丹南下出兵南疆,占領葉爾羌汗國。1688年,又率兵北進越過杭愛山,大舉進攻土謝圖汗,迫使喀爾喀蒙古諸部南遷。1690年6月,噶爾丹又向漠北喀爾喀蒙古進攻,康熙帝率左右兩路親征,噶爾丹潰逃并敗亡。此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繼任準噶爾部臺吉,準噶爾部又逐漸強大起來,與清朝再次發生沖突。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軍隊進軍吐魯番,準噶爾軍力受到嚴重挫折。從清雍正七年(1729)起,清朝與準噶爾之間的武裝沖突再起,互有勝負。清雍正十年(1732),準噶爾軍隊主力在噶爾丹策凌親自率領下攻擊喀爾喀蒙古各部,遭遇清軍的反擊,準噶爾軍隊在前后夾擊下潰敗。是后,清、準雙方開始談判,雙方關系進入一個相對友好平靜的時期。
  <32> 諄噶兒,即準噶爾。
  <33> 安南,即今越南。
  <34> 鄂洛素,即今俄羅斯。
  <35> 故宮博物院掌故部編:《掌故叢編·鄂爾泰折》,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99頁。
  <36> 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編:《雍正漢文諭旨匯編》(第7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頁。
  <37> 馮爾康著:《雍正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頁。
  <38>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沖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史記》卷六五《孫子吳起列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二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900—901頁。
  <39>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欲覬覦西藏最高權力,決定派其堂弟策零敦多率六千多人的部隊,從南疆和田出發,翻越昆侖山,再經阿里,直抵藏北的那曲后,迅速進駐拉薩,攻奪布達拉宮,殺死拉藏汗,取神廟重器返送伊犁。遲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初,康熙才接到拉藏汗請求朝廷援助的奏疏。參閱蔣兆成、王日根著:《康熙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264頁。
  <40> “三大戰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戰略決戰,包括遼沈、淮海、平津三個戰略性戰役。
  <41> 《培根致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頁。
  <42>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頁。
  <43> 《培根致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頁。
  <44>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7月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頁。
  <45>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7月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頁。
  <46> 《培根致石博思備忘錄》(1949年4月1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頁。
  <47> 《司徒雷登致艾奇遜》(1949年7月8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頁。
  <48> 《艾奇遜致亨德森》(1949年7月28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頁。
  <49>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8月5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頁。
  <50> 《亨德森致艾奇遜》(1949年12月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頁。
  <51>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北上的專列前往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結束訪問,同周恩來等登上回國的專列。他在沿途參觀了一些蘇聯城市和工廠。進入中國境內,又在哈爾濱、長春、沈陽視察。3月4日回到北京。毛澤東訪蘇隨行人員有陳伯達(以教授的身份)、師哲(翻譯)、葉子龍、汪東興等。蘇聯方面由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蘇聯援華專家總負責人柯瓦廖夫陪同。
  <52> 毛澤東:《責成西北局擔負解放西藏的主要責任》(1949年11月23日),《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53> 《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1950年1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54> 《艾奇遜致駐印使館》(1950年3月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頁。
  <55>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3月8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頁。
  <56> 《艾奇遜致駐印使館》(1950年7月22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37頁。
  <57>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9月10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40頁。
  <58>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10月26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頁。
  <59> 《艾奇遜致駐印使館》(1950年10月27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頁。
  <60>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10月3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頁。
  <61> 《亨德森致艾奇遜》(1950年11月3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頁。
  <62> 《蒙古族通史》編寫組編:《蒙古族通史》(下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頁。
  <63> 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下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頁。
  <64> 張云著:《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增訂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235頁。
  <65> 張云著:《西藏歷史問題研究·論歷史上的“治藏必先安康”》(增訂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頁……
  <66>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第14冊)第380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2頁。
  <67>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乾隆閱降諭,反省征剿大小金川之得失,稱:“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如此,川省疲憊如此,早于今秋降旨,以萬人交岳鐘琪料理,更不必調派滿后,特遣重臣,費如許物力矣。奈元無一人具奏,朕實不知彼地情形,辦理至此,籌劃周矣,人事殫矣。”《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第13冊)第33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3頁。
  <68> 馮爾康著:《雍正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頁。
  <69> 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噶布倫阿爾布巴叛亂,又陰謀投奔準噶爾。雍正自從西藏撤軍,深知對藏中控制力削弱了。阿爾布巴叛亂發生,他認為這是一個彌補前咎的機會。馮爾康著:《雍正傳》,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頁。
  <70> [清]傅嵩炑:《奏請建設西康省折》,載《西康建省記》(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8—119頁。
  <71> [清]傅嵩炑:《奏請建設西康省折》,載《西康建省記》(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7頁。
  <72> “邊境為古康地,其地在西,擬名曰西康。”[清]傅嵩炑:《奏請建設西康省折》,(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6頁。
  <73> [清]傅嵩炑:《奏請建設西康省折》,(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3頁。
  <74> 《蒙古族通史》編寫組編:《蒙古族通史》(下卷),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頁。
  <75> 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下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頁。
  <76> 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13頁。
  <77> “所謂河源出阿耨達(昆侖山)者,乃蔥嶺脊上之大龍池,回語謂之哈喇淖爾,果為四大源所出之昆侖也。”<清>魏源《海國圖志》卷七十四,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854頁。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頁。
  <79> 數據來源于百度查詢。
  <80>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95頁。
  <81> 藏南地區位于喜馬拉雅山脈南側、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東南部的山南地區、林芝地區,包括了西藏自治區的錯那、隆子、墨脫、察隅四縣的大部分及郎縣、米林兩縣少許國土。
  <82> “藏康”,相對“川康”“西康”等概念的同義表述。本文從四川方向敘述康地,多用“西康”或“川康”;從西藏方向敘述,則用“藏康”。
  <8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頁。
  <84>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引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5頁。
  <85> 《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1950年1月2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頁。
  <86>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列傳·南蠻·驃國》,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舊唐書》(第8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41頁。
  <87> 《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第二版,第390頁。
  <88>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傳·外國·阇婆》,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宋史》(第16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55頁。
  <89> 《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第二版,第390頁。
  <90> 毛澤東:《念奴嬌·昆侖》,呂祖蔭著:《毛澤東詩詞解讀》,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頁。
  <91> 1937年4月5日,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特派代表林伯渠,參加祭黃帝陵民族掃墓典禮,毛澤東為此撰寫的祭文。祭文開篇是“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毛澤東:《祭黃帝陵》,載《毛澤東詩詞大典》,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2頁。)如與兩年前毛澤東寫的《念奴嬌·昆侖》結合閱讀,可體會出1937年祭文開篇文字是1935年《昆侖》一詞上半闋的進一步延伸,說的都是中國將要崛起,中華民族將要實現偉大復興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對舊世界的沖擊。
  <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頁。
  <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頁。
  <94> 沙少海、徐子宏譯注:《老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頁。
  <95>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8頁。
  <96> 唐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李克用從代北沙陀族少數民族中崛起,一生征伐,創立了“連城猶擁晉山河”的基業。其子李存勖在父死后,又是一生征討。三垂岡(今山西長治)之戰,使李存勖最終占有上黨,把三晉大地作為穩固后方,進而兵下太行,逐鹿中原,消滅后梁,建立后唐。嚴遂成以李克用父子的史事為藍本寫作此詩。全詩參見[清]嚴成遂《三垂岡》,張秉戍、蕭哲庵主編:《清詩鑒賞辭典》,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577頁。
  <97>“百年歌”,據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載:“初,(李)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今河北邢臺),還軍上黨(今長治市),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西晉詩人陸機的組詩,共十首,每十歲為一首,唱人一生從幼到老的景況與悲歡),至于(唱到)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凄愴。時(李)存勖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須,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
  <98>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1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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