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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中國,有兩個世界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救災側記

文/阿蒙 來源:觀察者網 2017年08月15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摘引】土共不僅僅是救災。發動群眾滅蝗,是打破封建思想對人民的束縛,樹立人定勝天信心。發動婦女紡織,成為深入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積極地參與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提高了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改變了幾千年來婦女們“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傳統思想。當時百姓口碑是“我們女人現在可能了”、“我也讓女兒讀書,長大了也讓她當干部”,從而初步改變了舊中國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拔工組,互助組,將幾千年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模式,變為組織起來的集體勞動模式,改造了邊區,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社會。這一切,都是一種偉大的社會革命創舉。到訪過邊區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卡爾遜說:邊區“是中國的試管”,一個嶄新的中國將躍出地平線。

  

 
  1942年河南大旱,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壯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與之相鄰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也遭遇了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北岳區秋收后產量只相當于往年的三四成,群眾說:連個秋飽都鬧不上。不同于河南國軍湯恩伯部與日軍長時間的對峙,1941年日軍先對北岳區進行“鐵壁合圍”,1942年對冀中區進行“梳篦”、“拉網”式大掃蕩。面對天災人禍,晉察冀土共有何解決之道呢?



1942年天災人禍下的晉察冀邊區田地


  1942年北岳區久旱不雨,麥苗幾近干枯,連野菜都難找。據調查,到6月份,淶源一個區災民即達1652人,云彪縣一個區2187人,盂縣一縣災民5568人,一、二、三、五、六專區等五個專區災民達47500余人。四專區災民更多,雖然沒有詳細統計,估計在10萬人以上。

  這年秋收,有的地區收成僅三、四成,整個冀西,旱災波及39個縣,災民18萬。完縣的幾個區,易唐的若干村,在夏雨未落之前逃荒的有一萬余人。夏雨即落之后,陰雨綿綿,積月不停,苗子鋤不了,回來的又走,前后不下兩萬人<1>。五一大掃蕩前,邊區采取平原調劑山區政策。冀中區1940年調劑糧食1900萬斤,1941年運布十余萬匹,邊幣三百萬。五一大掃蕩后,冀中根據地大部分被毀,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在1942年10月間宣稱:“華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個,遮斷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長,實為起自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的萬罩長城的6倍,地球周長的1/4。”平原支援山區的通路被阻斷。

  到了1943年春,北岳區春荒嚴重時,僅曲陽的一個區就逃走448戶,2040人。其中有一個村95戶,逃走42戶。完縣到43年2月底,一區就逃走240戶982人,二區逃走1456人。易縣到3月底,只四區25個村共逃走676戶,1229人;上殺村在一天內逃走30余戶;八區逃3123人。唐縣三區20個村莊、216戶完全逃光。<2>有些地區不斷發生餓死現象,大多災民以花生皮、蕎面皮、山藥桿、甘草充饑,糠、菜、樹葉求之不得。阜平集市上,災民抓起豆子就往嘴里塞,小孩子撿地上的紅棗吃。行唐瓜家裕一家以140元賣五歲孩子,某村村民以孩子賣得幾升紅棗。邊區會議上說:諸如此類現象已不是很個別的。在饑餓面前法律也沒有用,靠槍斃都無法禁止偷糧。

  有的群眾搶食公糧,不怕坐牢,在阜平曾發生打倒殘廢軍人搶走撫恤金的事件。城里有個小販,因為有6個黃蒸饃,而被人騙至村外綁在樹上勒死。社會風氣惡化,青年婦女流浪墮落現象時有發生。

  1943年春荒時,易縣龍居村有13個婦女過溝(敵占區),其中8個青年婦女嫁給特務,相家的婦救主任也嫁給了特務。有的婦女以30元改嫁,有的以80元偽鈔賣身。災區有的黨的基層支部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黨員逃散。如完縣一區,黨員逃走者有71個,二區有17個。

  因為制度不能堅持,工作完全停頓,甚至有的黨員怨恨黨組織:“有困難了,也不給解決”。有些支部區委下鄉找不到黨員,或有些黨員態度冷淡,有些黨員甚至參加了佛教會。日寇借機在保定設粥廠,抓捕壯丁到東北,甚至還借機強奸年輕婦女。



1941年日寇對北岳區大掃蕩后的殘墻斷壁


  1943年統計五年來日寇的掃蕩、殘害,使根據地死亡率大于出生率。一千人中一百五十個以上死亡的,勞動力減少一半以上;牲畜減少一半以上(騾馬)或三分之一以上(牛驢)。由于日寇的直接破壞或影響,好多地區水田變旱田,好田變壞田,生產水平比1937年降低三分之一。<3>群眾為了躲日寇,莊稼來不及播種,使得田地荒蕪;日寇的燒殺、掠奪,使勞動力減少;大牲畜減少,降低了勞動生產率。這都直接地影響了農業生產。

  在如此嚴重的天災人禍面前,晉察冀邊區土共擲地有聲地說:“我們共產黨人用不著庸俗的人道主義的傷感,更不同于地主資產階級貓哭老鼠的惺惺作態。群眾和我們是骨肉相關的,群眾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目睹直接的父母兄弟子女輾轉于饑餓的死亡線上的慘像,我們是寢食不安的!”

  糧食作為戰略資源,1943年1月,邊區發布《邊區為發展禁止糧食資敵規定六項緊急措施》,決定“劃定封鎖溝內5里至10里為緝私線,緝私線上的糧食只準運入鞏固區,不準運出封鎖溝。”規定“奸商走私糧食出口在2石以上者,處死刑。”補充糧食凡能當糧食充饑,如紅棗、黑棗、柿子等一律限制出口。盡量利用果食、動植物,如樹皮、樹葉、地下莖、魚蝦等,代替食物。作戰部隊隊每人每天節約1兩糧食,機關每天節約2兩。對于政府工作人員貪污5斤小米及以上者槍斃。部隊不許吃駐地附近的樹葉──不許與民爭利。

  對于災荒解決的辦法:1、以村為單位,三分之一是借糧,三分之二為賑糧。對最貧苦的無勞動力者賑予之,有生活能力者借與之(按戶為單位賑一部借一部,或全賑全借),不收利息,于秋收后償還。對溝外最無辦法之災民,亦適當賑借一部分。2、同時防止:夸大災情,窮富對立或賑借不公、平均主義。3、每人每日以小米四兩計算賑借與之,賑借數量自十天到三個月,最多不超過三個月,以使其能勞動謀生為限。4、賑借手續務求簡便……為防止浪費,以半月或一月發一次為好。縣區對此工作必須切實檢查。5、賑借糧在于恢復災民生產力,故必須與災民春耕及組織災民生產、運銷合作密切結合起來。

  1942年,邊委會用以賑災撥發北岳區各縣款35600元,糧780石。北岳區四、六專署撥款1689元,糧100200斤。各縣共籌集款23912余元,糧707余石,外加16018斤。這些糧款對維持災民的基本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邊區銀行也發放救濟貸款155萬元。<4>華縣九千斤賑災小米,兩三毛錢也賣,群眾打一天柴就可以買,還發動群眾上山挖藥材賣給醫療合作社換糧。

  發動群眾互助,災輕的幫助災重的。冀西三個月中,機關部隊節約小米50萬斤,群眾募集糧食8377大石,糠1693石,米2450斤,菜3004斤,邊幣20多萬元。

  北岳區號召“一把糠一把菜”運動,一個月中,四專區曲陽的三個區已募到紅棗1191.5斤,糠352.6石,菜4624.5斤,糧59.75石,錢4212元。大麥面86斤,救濟災民339戶。五專區的平山、靈壽兩縣,募到糧460石,款11508元。冀西群眾募糧8377大石,糠1693石,米24507斤,菜3000斤,邊幣20萬元。<5>邊區在開展互助的同時還指出:“警惕出現過左的行為,出現吃大戶,保證富裕戶(地主、富農)自愿的原則。”

  渾源地主宋士旺、張永實,于1942年被日寇以私通八路為罪名抓進監獄,百般拷打,最后分別以五百元、一千三百元現洋出獄。當地許多地主、士紳紛紛來到解放區,現實教育了他們,災難面前,阜平一個地主一次捐洋一千元,還積極捐款捐物。有背叛階級利益之個人,無背叛階級利益之階級。老話講“救急不救窮”,“賑借糧”是被動的,而開展紡織、運輸、加大農業生產的投入是主動的。



1942年邊區婦救會組織婦女開展紡織


  組織合作社開展紡織業自救

  合作社不僅使人民免于商人的盤剝,增加了經濟收入,而且合作社在救災中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邊區合作社也出現過賬目不清、貪污、干部缺乏群眾思想單純謀利的行為,1942年邊區開始整社。冀中區合作社發展得很好,但經五一大掃蕩大部分合作社被摧毀。冀中合作總社轉移到北岳區,干部也調入北岳區,這加強了北岳區合作社干部隊伍,同時積極培訓合作社干部,北岳區合作社開始走向正軌。

  1942年邊區單給冀西合作社貸款4200萬。通過合作社把貸款發到農民手中,開展生產自救。

  日寇為達到其“以戰養戰”的企圖,廉價收購棉花,低價傾銷“洋布”。日本出產的洋紗一小捆(八斤多)57-70元,棉花每斤1.2-1.4元,從一斤棉花到一斤線日寇就能攫取7元多利潤。統計每年邊區輸入的棉制品和棉紗,占邊區入超的39%-50%。<6>〔編者注:所謂“入超”,即“貿易逆差”,或叫“貿易赤字”。指一定時期內(一般為一年)的對外貿易中,進口貨物的總值超過出口貨物的總值,即進口貿易總值大于出口總值。反之稱為“出超”或“貿易順差”。〕

  邊區一方面禁止棉花“出口”,一方面鼓勵婦女參加紡織。1938年邊區大會成立時就提出:“鼓勵農民家庭婦女從事紡織業。”1939年春平西地區婦救會號召廣大婦女“每人養一只雞,三人養一頭豬,每人種五棵棉花,多種樹。”

  山區婦女沒有紡織的習慣,加之勞動觀念淡薄,“雖然紡線不算一種難的技巧,可是死心眼的婦女就認為太難了,所以有受氣的、啼哭的、打架的,也有請人代紡的。”曲陽縣婦救會針對婦女愛占便宜,由婦救會發一斤六兩棉花,交一斤棉花線。

  經過婦救會的推動,大部分婦女學會了紡線和編草帽。紡出了二千余斤線,交與合作社織布。1938年是推廣紡織階段,1939年開始興起,1940年到1941年是推廣先進紡織工具階段,1942年山區婦女開始大規模土布紡織。

  邊區非常重視新技術的開發應用,先后發布《獎勵生產技術條例》、《關于獎勵技術發明的指示信》和《優待生產技術人員暫行辦法》,從制度上對生產技術人員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顧,對他們所做的各種技術的發明、創造予以獎勵。對有發明創造但是邊區不能生產的,而且需要從敵占區進口的商品,邊區給與貸款支持。

  “裕華工廠”技師于1940年設計了“四四線紡紗機”,每架成本不過一百五十元,紡出的紗質量不次于洋紗,通過測算平均一個月能賺60元,三個月就能賺出一家紡車的錢。1941年又研制成功腳踏織布機,新技術的誕生促進了紡織業的發展。

  婦救會干部發揮了模范帶頭作用。完縣東安陽村的婦救會主任劉錦榮,抗戰前家庭生活就比較富裕,抗戰爆發后,依然關心生產,“她為了開展生產救災工作,勇敢地挺身出來組織全村的紡織。三十二架織布機子,六十三量紡車,在全村婦女的手中轉動起來了。她還拿她自己精明的技術和親身參加的精神,使全村的成品每次都能得到了頭等工價。”在淶水縣,婦救干部首先學習了紡織技術,進而帶動了其他婦女,縣區干部先學會以后,在各區婦救安放一輛紡車,由區干部親手交給婦女紡線。現在各區已有很多婦女訂做紡車,爭先來學。

  在訓練班中,婦女們學會了紡織技術,為紡織運動的迅速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合作社將紡車、棉花賒給農婦,待紡出線后再收本錢。紡二斤布的原料加上工資約66元,賣120-130元,利潤80%歸紡戶,剩余20%用作合作社開支和干部酬勞。<7>合作社給的利潤,較市價多一倍半;根據紡織的質量,給參加紡織的婦女發工資。對于成品率高的予以獎勵,不合格率高的予以罰款,罰款給全體合作社成員分紅,平均每三個月分一次紅。

  由于戰時邊區通貨膨脹嚴重,后改為給參加紡織合作社的婦女以實物工資,即以糧食代替貨幣,抵御通貨膨脹的影響。紡紗一斤發工資玉米三斤,織布十匹發玉米二十七斤。<8>

  合作社發展紡織,直接影響了私營工廠提高了紡戶的工資。易縣全縣公營及私營的紡織廠不下數十家,資本共計八百萬元以上。在合作社影響下,工資都提高了。“去年某紡織廠紡紗一斤,工資五元;織布一疋,二十五元。因合作社工資提高,亦不得不增至一斤十元,織布一疋九十元。今年合作社改為實物工資,紡紗一斤給玉米七斤(隨著紡織的利潤增加工資也增加),某紡紗廠亦隨之提高,紡紗一斤十五元,使織戶得利不少。”合作社在三省邊區被窮苦百姓看做靠山,易縣雖遭天災卻無一人逃荒。敵占區百姓,不甘敵暴待,均移住在縣聯社附近,專靠紡織生活。<9>

  阜平、平西、行唐、靈壽等地區毛紡也發展起來。行唐西城子村,在三百個婦女中間有一百多參加紡毛,每人每天可紡毛三斤,三天可織毛衣一件,兩天可織毛背心兩件。據精確統計,自1942年到1943年2月,全村紡毛工資收入達12000元,每個婦女都賺有毛衣一件。<10>

  1943、44兩年就有40萬婦女參加紡織,合作社供給原料代銷成品,僅曲陽一帶就有紡織女工45793人,每日可得利1832992元。<11> 紡織的發展使逃難到敵占區的災民紛紛回流,有不少把老婆孩子賣了、有孩子死在逃荒路上的災民陸續返回邊區。一個災民的老婆說:“哪里都不如邊區好,邊區真想著咱們。外面沒地方吃、沒地方住,鬼子還用槍趕,說我們刺探軍情。教會咱這個手藝,在家掙碗粥喝也比在外面強。”

  工商局采取名牌戰略。“虎標牌”土布暢銷平津、綏遠;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陽“安菊”毛褲、高街生產的“高街布鞋”,都是邊區名牌產品──名牌的意味著更高的附加值。由于日寇對棉制品采取配給制,內蒙、東北棉制品極缺。收復張家口后,邊區與內蒙、東北貿易通路打開,一匹布可以換一匹馬。

  完縣、唐縣、平山等地災情嚴重,但是平西、雁北、晉東北、淶源、龍華的年頭之好為前幾年未有。這就為開展運輸業創造了條件,尤其晉東北敵占區;日寇對棉布加以統制,老百姓手里有糧食,但是衣不蔽體,糧食、布匹的價格差很大。紡織業的開展,為以布換糧創造了條件。

  發展運輸業

  1943年2月邊區成立工商管理局、經濟委員會,冀中區政委程子華任局長,兼主任。程子華首先發現并肯定“地道戰”在平原游擊戰的作用。1944年底,聶榮臻去延安參加整風會議,他代理晉察冀邊區司令員;遼沈戰役任東北野戰軍二兵團司令,指揮了著名的“塔山狙擊戰”。其經濟才能不在其軍事才能之下,甚至更為出色。

  天災人禍下,程子華決定:

  一、變死財政為活財政。將機關和軍隊的存款、糧食投入到合作社,不要分紅,只收利息。避免出現貨幣超發帶來的通貨膨脹。

  二、對敵實行必須品專賣,打擊偽鈔,獲取利潤和我必須品,以利發展國民經濟,提高群眾購買力。由晉東北、雁北吸收糧食運到冀西,由冀西吸收棉花、土布運到晉東北、雁北,使東西貨物交流以利開展根據地運銷事業;適當地在平漢路沿線實行糧食出口專賣,壓低偽鈔比值,在晉東北、雁北以棉布出口壓低白洋比值。打擊投機商人、錢販子等,提高邊幣比值,鞏固邊幣信用。

  三、大力發展合作事業,使合作與貿易取得密切的結合,以發展運銷事業,實施有效救災。將人民的“抗勤”(本稱“抗日后勤服務”為“抗日勤務”,簡稱“抗勤”),變為“以工代賑”。將以往由人民義務運輸軍糧,改為發動災民運糧,合作社和公營商店按照災民運輸的數量付款。

  四、改變對商人的歧視。邊區曾經提出一切經過合作社,取消商人。改為一方面通過合作社減少商人的盤剝,一方面對能運進邊區急需的糧食免稅。對能把鋼材、電池等商品運進邊區的商人給其高額利潤,少收邊幣,多收偽幣,賣給其糧食。由于缺乏合作社干部,很多合作社由商人經營;對于一個月能周轉三次、兩次、一次的商人給予金額不等的分紅獎勵。



邊區婦女運糧隊


  合作社改造后,村社的上一級是縣社,如果有對外貿易的話,由縣社統一管理。村合作社號召社員入股運輸社,按股分紅,如果資金不足,可以向縣合作社辦事處貸款。組織災民運輸,以賺取運費和不同地方的差價。1942年,冀西14個縣參加運銷的2萬人,獲利400萬元。

  1943年1月間,北岳區三專區組織災民3000人,貸款10萬元,進行貿易運輸,災民得利5萬余元;四專區組織災民9271人運輸,得利158400元。2、3月間,災民參加運輸的日漸增多,僅3月份上半月統計,四專區5個縣運輸貸款人數為2510人,得利95090元,可購米19004斤。4月份,曲陽參加運輸的人數為3861人,貸款28506元,私款70435元,盈利502824元。

  除貸款外,縣聯社還供給群眾棉布,到雁北購糧;來回一趟一般為15-20天,一般賺200到300元,多則500一600元。易縣到3月底,成立了420個小組,2273人,主要是從溝外入口棉花和食鹽,由內地向西運銷,由淶源、蔚縣、廣靈運回糧食。<12>運輸隊伍幾天不去,溝外的老百姓就說:“八爺(八路軍)咋還不來呢,再不來就活不下去了。”

  1943年10月,邊區總結救災經驗提出:將救災貸款全部發放到合作社組織災民運輸自救。1944年,邊區借糧17000石,經過合作社發到群眾手中;補充農具2000多萬件,牲口21000余頭。組織群眾運輸,只七月份公營商店支出的腳費就有5000多萬,全年估計在2萬萬以上。<13>

  1944年大部地區風調雨順,但滹沱、永定河下游暴雨成災,災民達140萬;46個縣遭蝗災。其中23個縣統計:被害土地80萬畝以上,損失估計20萬石以上;稻苞蟲和蚜蟲損害數萬石水稻;棗步曲使棗子減收一半。

  1945年,各地七月間才降透雨,很多地區播種三四遍,小麥旱死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夏秋間又遭遇數十年沒有的雹災,受災縣40多個。雹塊有二十多斤重的,砸毀禾苗150萬畝,甚至將正放羊的牧童砸死,人畜很多受傷。秋天反攻,陰雨綿綿,冀東、冀中、冀西、晉東北共四十多縣受災,沖毀田地56萬畝,冀東被沖毀房屋6000間。水災之后是蝗災,冀西、冀中22個縣,害田119400多畝。冀東由于水災、雹災、蝗災、地震,使100萬畝土地沒有收成,災民達50萬。阜平全縣10萬人,災民就有23000人。<14>

  馬克思說:“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農業是所有經濟發展的基礎,光救災是不成的,必須發展農業生產。

  減租、減息降低人民負擔與戰天斗地

  1942年10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減租、生產、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關于減租,指示指出:“凡未認真實行減租的,必須于今年一律減租。減而不徹底的,必須于今年徹底減租。”邊區繼續減租、減息,減輕人民負擔。統累稅的稅率也在逐年減低,北岳區1942年每人平均征稅1.75斗,1943年為每人平均1.45斗,1944年則為每人1.4斗。

  關于生產,毛澤東指出:“黨委、政府和軍隊,必于今年秋冬準備好明年在全根據地內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陜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包括公私農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而以農業為主體。”

  1943年邊區在極端困難下發放農業貸款300萬元,1944年僅牲畜貸款就有2000萬元,貸出種子18000石,使農民補充牲畜22000頭,補助農具26萬余件。累計自1939年到1945年邊區共發放農貸4.41980273億元,188448大石。<15>



1944年北岳區興修唐河水利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邊區成立伊始,就發布《興辦農田水列暫行條例》。對私人修建水利設施,邊區給予貸款支持。

  第一階段以修大渠為主,但是大渠易被日寇破壞。從1942年開始修小渠,不易被日寇破壞。一個村,人不多,就可以修,還不要政府貸款。

  在1942年中,五臺等15個縣開小渠256道,澆地20884畝;五臺等13個縣修灘13463余畝;易縣等12個縣鑿井1026眼,澆地3183畝;唐縣等14個縣整理舊渠64道,澆地13123余畝;唐縣等6個縣修筑堤壩100道,護地13462余畝。此外又開了淶源北城子與靈行兩大渠,前者長1590丈,澆地2000畝;后者長3240丈,澆地3300畝。

  僅1944年晉冀察地區一年,開生荒53萬余畝,旱田變水田就有11萬畝。由于耕地面積的擴大,水田增加,估計一畝生荒平均產谷三大斗,一畝熟荒平均產谷四大斗,一畝灘地,一畝旱田變水田平均產谷五大斗,總計可增產谷25萬大斗。<16>

  總計:晉察冀邊區八年間,共修舊渠1798道,開新渠3961道,其他鑿井、修攤、挖泄水溝、修壩、修堤等,新成水田和受益田達2137433畝,估計年增產糧食百萬石以上。冀中區水利建設雖無統計,但據1944年1月20《新華日報》記載:“總數當超過北岳區數倍。”農業三要素:水利、良種、肥料。

  邊區良種的培育,不能不提陳鳳桐。1924年大革命爆發后,陳鳳桐跟隨張勵生在晉察綏一帶進行反對軍閥的革命活動。大革命失敗,張部被蔣介石改編為暫編騎兵第二師,陳鳳桐以準備去日本留學為由,拒絕就任該師中校副官長的職務。他1929年秋考人日本青山農業大學,9.18事變后憤爾回國,在北大學習、工作。1933年5月,參加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與日偽軍作戰。1936年加入土共,1937年奉組織命令組織平津察綏流亡學生,創建察綏抗日游擊軍(后改為察綏支隊)任支隊政委,1940年率部參加百團大戰。這么發展下去,只要不犧牲,新中國將出現一個將星。1941年,聶榮臻司令將他調入農林牧殖局任局長。

  冀中區抗戰前的教育就比較發達,抗戰后冀中區興建農業技術學校,培養了很多農業人才。在陳鳳桐和他的戰友共同努力下,燕京八一一號、十五號、邊區一號谷育種成功,能增收10%-25%;白馬牙、黃牙齒、大金黃玉數歲,均能增收10%-25%;燕京七十二號小麥,一八一七號、曲陽二號小麥,能增收10%-20%;春小麥和冬小麥雜交實驗已進行第四代。西紅柿和茄子雜交第一代,產量能增收40%。<17>

  大小麥易生黑疸病,邊區農業科技工作者經過大量實驗用浸種法,兩瓢熱水、一瓢涼水浸種,可以有效避免黑疸病。邊區農民缺乏現代科學知識,稱蝗蟲為神蟲,麥子害黑疸病是天年。

  曲陽范家村小學老師趙嶺峻號召農民浸種,農民說:“編書的人又沒種過莊稼,懂得什么治黑疸病?”趙嶺峻自己種了兩塊地,一塊浸種,一塊不浸;快要收割的時候,村民觀察浸種的果真沒得黑疸病,這才相信浸種的好處。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通過教育農民破除了封建迷信的束縛,推廣了農業知識。1944年,易縣浸種83819斤,能種地151693畝;阜平六個區浸種3284戶,5876市斗;平山浸種的能種麥23077畝。1945年開始大量在全邊區推廣。<18>

  多耕多鋤:4畝地分兩塊,一塊2.2畝,鋤了兩遍打糧1.8石,鋤三遍的打糧2石。輪作、間作,培養地力,莊稼長得好:玉米帶豆子,多打豆子,玉米還長得好。還有棉地帶芝麻。谷地種蘿卜,谷收了可吃菜,谷不收吃蘿卜。



用驢向田間運送肥料


  “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號召農民養豬,多積農家肥,積綠肥等等。北岳區19個縣共割草6.28090388億斤,壓綠肥304045194坨。施肥數量以阜平為例,旱地平均三十擔,水田平均五十擔。如盂縣磨盤村,受雹災,去年產糧520石,今年600石,比去年增加380石。壽陽曲尺莊,去年產糧1822石,今年2022石,比去年多產200石。<19>去年畝產谷一石二斗,今年畝產一石八斗。根據五個專區、28個村統計,1943年有133戶不夠吃。1944年因大生產,只有46戶不夠吃,減少50.3%。

  號召種植經濟作物。1944年三斗米換一匹布,前兩年半斗米就可以換一匹布,在糧食夠吃的情況下提倡多種棉花,種一畝棉可頂3.15畝谷。因外來原料困難,提倡種染布用的藍靛、種油料作物。山地多種玉米、山藥、麻,比種谷子合算。



平西少年兒童植樹造林


  號召多種樹,1939年頒布《禁山辦法》,規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區村公所按輕重緩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鼓勵人民在房前屋后種植經濟類樹木。冀晉區的二專區,該地雖系山岳地帶,但沿河土壤肥沃,氣候較暖,比較適宜栽種梨果,于是政府號召人民廣泛栽培花椒、核桃、柿子、梨、棗等。

  1945年,盂縣就產花椒20萬斤,桃仁20萬斤;五臺也產花椒6萬多斤,桃仁2萬多斤。榆次有10個村產水果共6萬多斤。崞代的53個村,每村產梨20萬斤,共1千多萬斤;產棗2400石,每石棗與每石谷價相等,值洋120萬元。不僅保護了土壤,改善了氣候,而且給百姓帶來了較大的經濟利益。



1944年冀西滅蝗


  “旱生蝗蟲潦生魚”,旱災有利于蝗卵的孵化、蝗蝻的生長和成年飛蝗的遷移,大旱之后是蝗災。1944年發出蝗蝻邊區緊急號召:“放縱蝗蟲就是放縱敵人!”軍民齊努力,北岳區十四個縣有585879人參加滅蝗蝻。

  1945年冀西三個區不完全統計:滅蝗389748斤,挖蝗卵44506斤。<20>技術人員還發明“生物武器”,以紅、白糖水為原料發酵后,涂在蝗蟲蝻蟲腹部,放回群里,使其生病,傳染其他蝻蟲。實踐表明,仿制病蟲害毒藥,白信〔編者注:又稱信石、砒霜,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劇毒。〕最有效,其次黑礬、紅礬、蘭礬、莉簍、莞蒿子。治療蚜蟲,煙梗水、棉油最有效。

  山地還有害獸,野豬、狼等。1944年11個縣的狼吃掉的羊就有9708只,吃掉的比邊區補充的還要多。靈丘下關一帶,狼傷亡二十多人。推廣打獵英雄李秀蘭的打狼夾子。

  邊區號召農民開展副業生產提高農民收入。1944年后隨著大生產運動的深入,人民副業、手工業更加充實活躍,合作社業務也由單純的供給、運輸轉向生產,于是從事紡織、榨油、燒酒、漏粉、磨面、敖鹽、造紙、制藥、做鞋、做衣服、鐵匠、木匠、挖煤等副業生產達二十余種。

  折合家庭收入,一般相當于農業生產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易縣栗元村群眾有祖傳的作杈技術,1944年合作社給貸款,組織了九個小組,68人,純利60萬元,平均每戶增產四石米。

  戰爭環境下疫病流行,邊區還組織軍區醫療隊、醫藥合作社,為百姓治病,大力宣傳衛生知識。做好了加法還必須做減法。



軍隊大生產

  軍隊、機關精兵簡政與大生產

  為了克服財政經濟困難和休養生息民力,1941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以節約人力物力。邊區認真貫徹了中央提出的“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原則,緊縮機構和人員。

  部隊也將所有大團縮編為小團。通過整頓,邊區脫產人員所占總人口比例已低于3%的標準。光做減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做加法。

  楊成武說他去軍區開會,聶榮臻司令員經常請他喝羊奶,原來聶司令員養了一只羊。楊成武自己和戰士們一起開荒種地,他晚年自豪的說:“當年我們種的白菜長得可好了。”

  1942年,北岳區部隊幫助群眾耕地51189畝,收割73135畝,幫助群眾送糞修地用工113724個。大生產運動開始后,軍隊、機關參加生產更為普遍。1944年北岳區部隊開荒38800畝,修灘地1893畝,恢復熟荒13000畝。

  粗略計算,北岳區機關部隊收獲15000大石糧食,蔬菜300多萬斤。1945年北岳區機關部隊生產更為擴大,開墾荒地33580畝,幫助群眾春耕181278畝,可使災民、抗屬、難民及無力耕種者收獲糧食24472530斤。<21>1943年11月18日,太原《東亞新報》《冀西赤色地區調查記》記錄如下文字:“飛機上俯視……當飛機飛入山岳地區時,觸目所見……不論山谷或高原上,除巖石外,全耕種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見中共對增加生產的努力。”

  勞武結合

  戰勝了天災還有鬼子這個人禍。日寇為了保證華北占領區的城市穩定,從1939年從澳大利亞進口面粉26萬噸,1940年16萬噸,1941年23萬噸。<22>也就是說,從我黨敵后根據地的掠奪根本無法達到其“以戰養戰”的目的。

  太平洋戰爭之后,日寇愈發困難,日寇搶老太太窩頭吃、搶民工的旱煙抽,甚至搶新兵的手表賣給偽保長(我地下工作者)換雞吃。

  1942年4月19日,《抗敵報》記錄的日寇反掃蕩記錄(大家別笑):“去掃蕩的時候穿著單衣,凍得哆哆嗦嗦,回來時帶著搶來的農民的氈帽,裹著棉被。”除了搶牛、羊、雞,“靈丘六區搶走被褥436件、皮襖93件,從身上脫去棉衣110件,舊氈帽64頂,其余像口袋、繩索針線……只要被看見就一掃而光。”

  〔編者注:《抗敵報》,1937年10月在河北省阜平縣試辦,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縣創刊,由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抗敵報社編輯出版。1938年4月升格為中共晉察冀邊區黨委的機關報,后來成為中共晉察冀分局機關報。1940年11月7日改名為《晉察冀日報》。《抗敵報》是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創辦的第一份黨報,也是《人民日報》報系中創辦最早的報紙。〕

  毛澤東在1942年10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指出:“斯大林格勒一役,迫使希特勒轉入戰略防御”,“這一形勢,將直接影響到遠東。明年也將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頭。它將一天一天感到頭痛,直至向它的墓門跨進。”



1944年2月參加第一屆晉察冀邊區群英會的爆破大王李勇 右二


  敵越來越弱,我則越戰越強。晉察冀土八路民兵(編者注:武工隊)戰斗力與主力部隊幾乎沒有差別。爆破英雄李勇爆破組,1943年北岳區春季反掃蕩時,用地雷加冷槍斃敵130余人;秋季反掃蕩斃敵300人,炸毀汽車五輛。日寇叫囂用一百個“蝗軍”換李勇。神槍手李殿兵率領游擊小組與日寇展開麻雀戰,在一次戰斗中,其一人狙殺日寇17名。像李勇、李殿兵這樣的民兵有很多,如李混子、張傻子、鄭二妮、李三媽(都是男的),還有很多出色的女民兵英雄,如女地雷大王殷志華,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頭。大生產運動后,農民被組織起來成立“拔工組”、“互助組”。

  在收獲中,村生產委員會和變工隊對全村麥子畝數、勞力都是統一掌握指揮,誰家先熟,就先給誰家割;哪組先到,就先下手,不浪費一點勞力。

  割、收、運、打、藏詳細分工,兒童也不閑著。游擊小組上山警戒,同樣記工。由于充分利用了全村的人力畜力,并解決了報酬問題,所以大大加快了收獲的速度,“去年一個勞力一天只能割八、九分地,今年一人一天就割1畝7分。往年得半月功夫,今年兩天半就完成了。”

  民兵和自衛隊直接從事生產,還配合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遲滯敵人的速度,配合主力部隊阻擊襲擾敵人。收獲時節站崗放哨,警戒監視敵人的動向;夜間深入敵人據點附近,開槍驚擾敵人,弄得敵人驚恐不安。地雷作為防御武器在民兵手里變成進攻性武器──趁著天黑埋到日寇崗樓周圍。

  1943年秋,敵人掃蕩北岳區,發誓要搶阜平沙河灘的稻,當時軍民喊著:“搶回沙河稻,餓死老洋鬼”。河岸村村都動員,阜平縣委書記和農會主任親自動手,組織起來分成班、隊和大隊,選出負責人,規定紀律,連夜出去干活。9774畝水稻,敵人只搶走1529畝,占15.7%;我搶收占84.3%。<23>而且收了就打,保持堅壁,堅壁了又種麥。

  1944年滿城十二天當中,敵人曾出擾四十次,每次約在兩路以上,然而我們竟在炮火中完成耕種土地五十頃。完縣敵于五月二十二日奔西嶺某村,以四個民兵監視道路,封鎖敵人,而群眾照常工作,不僅未妨害生產,且炸死兩個敵人。

  邊區在救災過程也發生了許多錯誤,如1942年春耕期間,靈壽個別村莊規定“沒有10畝地的不貸款”。這就使無力春耕的貧農、佃農,貸得太少或貸不上。有些地方分配上平均主義嚴重。1942年春,阜平有的村貸款戶達90%以上,有的全村都貸了。這樣平均分配造成了不該貸的或應少貸的給貸上了或多貸了,真正沒有辦法的反而少貸。個別區村干部自私自利,鬧宗派主義,自己和親友貸的多。如北岳區,1942年有一村的貸款,村干部占了14戶。沒有人能不犯錯誤,關鍵是,面對錯誤是積極改正,還是麻木不仁繼續錯下去。如何面對錯誤,是評判一個人最好的方式。

  “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沒有什么是行不通的”──毛澤東。

  正是不諱言自己的錯誤,并積極加以改正,黨政軍民才能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地工作、學習、生產、戰斗,共渡難關。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邊區政府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投入,通過興修水利、培育良種、興利除害以及開展手工業、運輸業等具體措施,最后終于戰勝了1942年前后的天災人禍,迎來了抗戰勝利的曙光。

  國民黨政府的救災

  與邊區相鄰的河南,1942年省政府呈請最高當局,要求減少本省田賦征實、征借200萬大包,再緩征30萬大包。1942年11月5日美國駐華武官謝偉思寫給美國國務院報告《河南的饑荒》稱:“直到9月10日,才宣布取消征稅和不再打算征稅。但是,這時有一半的賦稅可能已經征完了”,“原計劃征軍糧600萬袋(每袋110磅),后來減少到470萬袋。據非正式報告,已經征集了250萬袋,其中不包括地方和省政府的實物稅。”<24>



河南災區難民


  1943年初,重慶版《大公報》刊載了一篇通訊,向大后方人民首次披露了河南發生大饑荒的消息。《大公報》說了幾句真話,但就在文章發表的當天晚上,重慶新聞檢查所就給報社送去了國民黨軍委會勒限該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問其緣由,答:“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委員長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編者注:征實,即征糧,屬民國官方用語。〕從而封鎖了所有來自河南大饑荒的消息,再也沒有哪個新聞媒體敢于披露實情。



流浪中的災區難民


  最終,是一位美國記者進入災區進行了實地考察,并將通訊稿發往國外,將河南大饑荒的慘狀公諸于世。來自中原的災情真相再也無法掩蓋時,迫于國內外輿論壓力,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做出一副姿態,“撥發賑款,救濟豫災。”但這樣的賑濟沒有給河南人民帶來生的希望,卻變成了一場鬧劇。

  如果說國民政府不救濟災民,那是冤枉,國民政府也實施了救濟。國民黨政府在災民逃難的隴海路沿線設粥廠,共發放賑災款5550992.8元,購買糧食2139.869石,即136780.4斤,救濟災民數目558806人。<25>國民政府無論戰斗傷亡數字,還是別的數字,經常是驢唇不對馬嘴。按照他提供的數字,大家自己算,每個災民能分到多少?〔編者注:0.245斤。〕

  旅居中國的德國友人王安娜寫道:洛陽(當時國民黨河南省省會)的各條街道上,都是餓的氣息奄奄的災民,“但在飯店,政府的官員和軍官們卻吃著珍饈美味”,許多商人和貪官“囤積大米,大發其財,然后又派人拿賺到的錢去買瀕于死亡的農民的土地、孩子和財產”。

  不少政府的官員和軍官,甚至用高得出奇的價格出售政府的小麥,牟取暴利,“而這些小麥是他們不久之前剛剛用武力從農民那里奪來的”。重慶中央政府“也利用饑荒的機會來發財。海外響應救濟機構的號召,捐款救災,這些錢在法定的金融市場上換成中國貨幣,但匯率只及黑市兌換價、亦即實際價值的1/10。這就是說,政府的銀行至少吞沒了救濟金的一半。”<26>

  湯恩伯在葉縣無代價地圈占民田千余畝,大征民力,攤派巨款,僅葉縣就攤派七千多萬修筑官舍。把界首劃為與敵偽通商、公開走私的市場,甚至還聯手日軍私下販賣毒品。國民黨上層奢侈腐化,巧取豪奪,國民黨基層官員也是貪污成風。

  鄧縣田管處的黃劍峰,1942年“浮收征實征購為數至巨,盜賣凈盡”。而汝南“付伯明案”更為驚人:該縣社倉共有公田49頃,每畝每年交2斗,由倉庫主任付伯明保管。從1937年到1942年合計儲糧1500石。災荒正盛時,各方決議開倉放賑,預計每人1斗麥即可維持生命,1500石麥可救活15000人。待開倉時,發現積糧已被付伯明揮霍一空,相當于他一個人剝奪了15000人的生命。<27>

  1944年秋,八路到達豫北時,戰士們發現“干尸晃蕩蕩的吊在房梁上。”“村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惡臭”,“村中的房屋深處,在被野獸吃剩的狼藉的尸體和一具具露著牙齒、帶著頭發的骨髏旁邊,母狼正哺育著它的小囝。”目之所及,一幅人間地獄的情景。

  尾評

  國民黨和共產黨所面對天災人禍的不同態度與舉措,根本源于其自身的階級代表屬性。從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扶”字,注明了工農為弱者的地位與命運。而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大膽地喊出“工農神圣”、“勞動人民要翻身做主人”。

  土共不僅僅是救災。發動群眾滅蝗,是打破封建思想對人民的束縛,樹立人定勝天信心。發動婦女紡織,成為深入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積極地參與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提高了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改變了幾千年來婦女們“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傳統思想。當時百姓口碑是“我們女人現在可能了”、“我也讓女兒讀書,長大了也讓她當干部”,從而初步改變了舊中國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

  拔工組,互助組,將幾千年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模式,變為組織起來的集體勞動模式,改造了邊區,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社會。這一切,都是一種偉大的社會革命創舉。到訪過邊區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卡爾遜說:邊區“是中國的試管”,一個嶄新的中國將躍出地平線。


  【注釋】

  <1><2><3><4><5><7><12><13><15><16><17><18><19><20><21><23>魏宏運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農業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版)736頁、723頁、704頁、694頁/695頁、730頁/744頁、718頁、727頁、410/412/444頁、370頁、411頁、368頁、469頁、461頁、367頁、557/570頁)、365頁

  <6><8><9><10>魏宏運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工商合作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版)191頁、200頁、201頁、204頁

  <11><14>《晉察冀人民翻身記》(晉察冀人民斗爭史編輯部1982年版)42-43頁、49頁、

  <22>《大本營陸軍本部》(作者: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纂。譯者: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版)104頁

  <24>《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美約瑟夫.W.埃謝里克編著 羅請、趙仲強譯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15頁

  <25>《民國時期河南水旱災害與鄉村社會》(作者:蘇新留 出版社:黃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出版)156頁

  <26>《中國一我的第二故鄉》(德·王安娜著 三聯書店 1980年版)第376頁、第377頁

  <27>《河南文史資料》第十三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頁
  未見標注的見《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年譜》《程子華回憶錄》《晉察冀北岳區婦女抗日斗爭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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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記者眼中的1942:三千萬人饑荒中顛沛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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