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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霖寫信給毛主席“告御狀”
  
來源:黨史縱橫 2012年11月21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本站按】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邊,接到由王海容同志轉交過來的一封人民來信,這是一位小學教師李慶霖關于“告御狀”的來信,是關于自己孩子在上山下鄉中遇到了實際問題的來信。當讀到悲涼處,老人家不禁流下淚來。第二日,當即給來信人復信:“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并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同志從自己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隨后,毛澤東責成周恩來總理立即著手解決時下“知青”的相關問題。毛澤東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不久,李慶霖的這封信連同毛澤東的復信及中共中央有關解決“知青”問題的文件,迅速下發到全國各機關、學校。如此可看出,做為人民領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對民生問題的關切,以及對敢于坦誠諫言者的器重。也正是因為這封敢于坦誠直言的“告御狀”,實實在在地改變了當時整個下鄉知識青年的命運。

  


  心系知青“告御狀” 領袖復信天下揚

  30多年前,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在中華大地頓時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全國當時有1700多萬知青到農村插隊鍛煉。今天的老知青,一定還記得福建省有個小學教師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后來促成調整知青政策的信,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千百萬知青的命運和生活軌跡,這位寫信人就是當年向毛澤東“告御狀”而紅極一時的人物──李慶霖。

  李慶霖在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陳述了上山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些陰暗面。他在信中寫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巳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秋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后的頭十一個月里,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后,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谷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谷,經曬干揚凈后,只能有一百多斤。這么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青力壯時期,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說來見笑,他風里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后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在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里巳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勞動,并不認真磨煉自己,并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后門,都先后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么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里當今社會走后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于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邊,讀了由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轉交過來的一封人民來信(李慶霖的信),他邊讀邊想,特別是讀到悲涼處的文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淚水潸然而下。李慶霖這位小學教員的信,深深打動了曾經也當過鄉村小學教師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當即給李慶霖復信,原文是:

  李慶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毛澤東 4月26日



  毛澤東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連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郵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莆田,找到李慶霖家中了解他寫信給毛澤東主席的經過。記者走后,李慶霖一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一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面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紅色字樣,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覺告訴他,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地將幾頁信紙展開,頭頁是毛主席復信的打印件(毛主席回信原件留存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將毛主席的復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淚流滿面。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清醒過來,找到莆田縣委大院,將毛主席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他心想這下好了,毛主席說統籌解決知青問題,同時也為打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時也擔心,就自己那一封信,真的能改變全國幾百萬知識青年自己的命運嗎?

  5月10日,李慶霖收到毛主席寄給他的300元錢,莆田縣城廂鎮的鄰里們聞訊后來到居仁巷15號的李家,爭相撫摸用大紅綢掛在屋梁上的300元錢,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了,要用紅紙包好傳給子孫后代。”李慶霖立刻將300元錢存入銀行,從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來用,現如今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復信傳到莆田縣城,廣大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走相告,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人民群眾心連心。

  “文化大革命”時代的輿論宣傳素來“報喜不報憂”,李慶霖的信暴露陰暗面,卻受到毛主席的鼓勵,無疑是“石破天驚”之舉。他在信中鞭撻所及,多為本地權要,這些人“走后門”的劣跡一旦上報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對仕途不利,所以這些當官的坐立不安了。縣里派出兩班人馬對李慶霖信中揭露的問題進行反調查。莆田縣委信訪辦某負責人找到李慶霖的兒子就罵:“你這個二流子,不好好勞動,你還騙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握實權的干部說:“李慶霖專門給領導過不去,這是對黨組織沒有感情。”但是,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責難以及小動作,在當時也只是“蚍蜉撼大樹”,因為有毛澤東復信為依托,往日忍辱含垢的李慶霖現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專門組織了20名干部分赴下屬四個縣調查證實,后來發現知青安置中存在的問題比李慶霖信中說的還要嚴重。

  就在毛澤東給李慶霖復信后的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高層會議專門討論知青問題,并將毛澤東給李慶霖復信印發全國。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又相繼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下,各地痛下決心,相繼解決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

  小學教師成紅人 好景不長入監獄

  李慶霖的壯舉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關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派專車將李慶霖接到福州,贊揚他給毛主席的信寫得很好,并說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難盡可直說無妨。李慶霖當時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求能拔掉。1958年大躍進時,李慶霖因臨時接手的一個基礎差的班級,初考成績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銷了教導主任職務,工資由55元5角減為42元5角;二是其妻張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戶口”的正式公職人員,后被解雇,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復其職。韓先楚說:“把白旗插到小學教員頭上是錯誤的,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應該平反!”那次會見,還有軍區李志民政委及龍飛虎少將等在座。對于插“白旗”那段歷史公案,李慶霖在1973年8月11日“平反”后寫的一份報告中可以看出他歡欣鼓舞的心情。

  報告
  莆田縣革命委員會:

  我原是我縣前黃石區惠洋小學的教導主任。不久,改調到前忠門區前坑小學,職務不變。因所教出來的應屆高小畢業生,竟沒有一個考上公立初中,全都錄取在農業中學里,我被前莆田縣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職降薪處分。

  由于許多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對處分極其不服氣,曾多次向上級領導提出過申訴。今蒙莆田縣革命委員會政治組莆革政字(73)第041號文件決定,給我平反。這樣,這個整整十五個年頭(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鳴平,真叫人高興萬分!我認為: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我要又一次縱情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十五年來,我受到錯誤處分后的政治上和經濟上所蒙受的損失,都是相當巨大的。結合當前我家庭的實際困難處境,我懇切要求上級領導,在給我平反后,能給我以適當的經濟困難補助。是否有當,敬請批示。

  謹致
  崇高的革命敬禮!

  李慶霖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慶霖,此時大紅大紫,李慶霖的個人命運也發生了變化。7月1日,福建省委再次將李慶霖接到省會福州,叫他在六萬人的大會上發言,同時為了不負上級領導的期望,1973年7月8日他還寫了入黨申請書,因為要推薦李慶霖參加黨的“十大”,所以各級組織力求盡快解決他的黨籍問題。由于黨的“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開,李慶霖已趕不上參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讓他參加四屆人大。在改變廣大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平步青云: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1973年縣知青辦副主任和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直至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辦副組長參加工農兵學員招生工作,1975年被選舉參加四屆人大并任常務委員,1976年6月成為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李慶霖因毛澤東的復信而名揚天下,因告“御狀”之舉,被人們視為“為民請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變幻莫測的險濤濁浪中,一個被推到風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運之舵是困難的。小學教員李慶霖根本不具備政治家的素質、見識和城府,他只不過是風云詭異的政治舞臺上的一個匆匆過客。

  他“發跡”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極“左”勢力大肆吹捧,認為他與中央首長(江青當時接見過李慶霖)聲息相通,有很大社會影響,故極力結交他以壯大聲勢;這時的李慶霖被炫目的榮譽所陶醉,在當時揪黨內“走資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處表態、作報告,成了紅得發紫的人,這樣便為他后來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四人幫”在各地的親信紛紛倒臺。李慶霖當時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么會被視為“小爬蟲”,在當年11月份被隔離審查,關押在荔城原二十八軍軍部。1977年11月1日,李慶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才對他進行宣判,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這個判決,李慶霖一直不服,他承認自己犯有錯誤,說了一些錯話,干了一些錯事,但絕沒有犯被判無期徒刑的重罪。

  1979年底,在離武夷山風景區不遠的福建省勞改總隊祟安縣支隊農場里,來了一位年近5旬的犯人,與周圍那些蓬頭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點格格不入。犯人們很快知道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幾年前名揚全國向毛主席告“御狀”的李慶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員讓他干些燒開水、辦大批判專欄的輕活。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聽說李慶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勞改農場服刑,紛紛買了水果、糕點,走了十幾里山路專程去勞改支隊探望他。這些遠道而來的知青們的一片真誠,感動了勞改監管人員,他們便讓李慶霖來見這些遠道而來的知青們。這些不同年齡、職業的老知青像親人般圍住他,一一說起當年因為李慶霖給毛主席的那封信,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命運,他們希望李慶霖保重身體,早日恢復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李慶霖的勞動改造表現準予減刑,他將于1994午8月獲得自由。1994年3月李慶霖提前出獄。回到莆田縣城廂鎮居仁巷15號世代居住的老屋,他無限感嘆道:“自失去自由,直到獲釋回家。歷時17個春秋,如此漫長的坐井觀天,真是不堪回首!”

  晚年孤獨又清貧 心中有怨卻無悔

  李慶霖回到闊別17年的莆田縣居仁巷15號老屋后,他和老伴沒有任何生活來源。他曾先后給福建省委、莆田縣委寫信,反映自己的困難。縣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縣民政局領取210元生活困難救濟費,兩位老人靠著這點錢勉強度日。

  在李慶霖的陋室里,只有一臺陳舊的黑白電視機,一張古董似的舊竹桌擺在墻角,當年他就是伏在這張桌子上給毛主席寫信的。現在這張桌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藥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號。在勞改期間,他患上嚴重的神經官能癥,常常要服安眠藥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張秀珍因嚴重的肺氣腫去世。老伴因李慶霖的牽連受了不少罪,李慶霖入獄不久,她也被開除公職,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后來雖然停止了對她的“監督改造”,但一直沒有恢復其公職。現在撒手西去,令李慶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發為李慶霖捐款,達萬元之多,使得他還清了醫藥費欠賬,并為老伴發喪。

  這些年來,全國各地的千百萬老知青沒有忘記他。在廣大知青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廣大知青們在尋找他,關注他的命運。當李慶霖還在武夷山下勞改時,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收進了李慶霖給毛主席的告狀信。1991年后,在全國各地出現了一個知青文化熱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紀實文學和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研究的調研理論文章紛紛問世。不少人在文章中高度評價了李慶霖當年給毛主席上書之壯舉,認為這封信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層即時調整知青上山下鄉政策,改變了千百萬知青的命運。許多互不相識的人都在關注這個命運多舛的老人的近況,紛紛給他寫信問候,寄錢給他治病;他們中絕大多數是當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記者、虔誠的基督徒,信和錢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訪局轉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盧荻專程去莆田采訪李慶霖三天,寫出報告文學《李慶霖·一個改變知青命運的小人物》,曾一度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盧荻在莆田采訪期間,以一個老知青的真情實意打開了李慶霖塵封多年的情感大門。李慶霖當時心血來潮,還揮毫贈送盧荻兩幀墨寶,其中一幀就是坦陳拳拳赤子心跡的“位卑未敢忘憂國”。

  李慶霖共有三個兒女,大兒子在當地鎮政府機關工作,二兒子在某中學教書,一個女兒在福建省“體工隊”工作,均已成家立業。子女們為他添了兩個孫女和一個外孫,給李家帶來了溫馨。近幾年,經常有些媒體記者欲登門采訪,大多被他婉言謝絕。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給毛主席寫告狀信?他說:“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們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我當年反映的都是實際情況,沒有夸大。至于我個人,一生坦誠,問心無愧,功過任由評說。”(黨史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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